10贺雪锋-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空间的变化——辽宁大古村调查总汇.docVIP

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 ——辽宁大古村调查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私人生活 公共空间 半熟人社会 社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大大增长，并最终影响到了农民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并因此产生了重建村庄公共生活的强烈要求。本文以2006年冬季在辽宁大古村的调查为基础，对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和农村公共生活的转型作了讨论。 一、阎云翔的讨论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以在黑龙江下岬村的调查为基础，讨论了农村住房结构的变化与农民隐私权兴起的关系。黑龙江下岬村“每年漫长的冬天和常年的经济匮乏使得这里的居住环境相当拥挤。直到80年代前期，这里的人通常都是阖家老少不分男女地睡在一条炕上”。老宅子“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反而促进了社会交往，特别是同村亲友之间的‘串门子’。这种无目的性的互访非常频繁，而且已经程式化了。村民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欢串门子”。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下岬村民的经济条件改善，尤其是住宅结构中出现了功能分区，一是有了客厅，二是每个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卧室。出现这种住宅结构变化的原因，并非仅仅是经济条件改善的结果，而是私人生活转型的一个部分，“住房改建也可以被看作是村民们对近来兴起的夫妻独立与个人自由的要求的回应”。 阎云翔认为，新式住宅中，客厅的出现十分关键，“客厅的意义在于它同时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建立一个转换区域。客厅是在私宅之内的半公开地段，从而确保了家庭的隐私不必受到外界的窥测或侵扰”。正是客厅的出现及院墙及院门的出现使住宅越来越成为私人的空间，“在住宅越来越与外界隔绝，对外人越来越不开放的情况下，串门子明显减少，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而日益疏远”。有两个具体原因导致串门子的减少，一是“住房条件改善及家中拥有电视和音响设备”，二是“如今到别人家时举止要比过去受约束，也麻烦多了”。 阎云翔的意思似乎是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私人生活的转型（或隐私权的生长），农民的住宅出现了有利于保护私人生活和生长隐私权的功能分区，住宅的功能分区又进一步减少了村民的相互串门及进一步使住宅成为村民的私人空间。住宅结构的这种转变标志着“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 阎云翔的讨论是给人以启示的，不过，阎云翔的讨论在一些关键环节显得模糊，因为阎云翔的落脚点是“个人权利的要求在增加”，但阎云翔没有说明为什么人们现在会在且只是现在才在私人生活领域要求增加个人权利。且问题是当前农民最为需要的究竟是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还是公共生活中的欢快局面，是农民在要求个人权利还是他们不得不承受与社会相隔绝的代价？在中国，尤其是农村，人们缺少对宗教性价值的体验，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离开集体生活，农民是增加了个人权利，还是降低了个人福利？ 阎云翔说，串门子的减少，是因为住宅功能分区带来的公共性下降的后果。但仅仅从住宅的功能分区来判定串门子减少的原因，未触及当前农村的痛处。阎云翔认为，住宅室内活动空间的缺乏促进了社会交往，串门子变得经常。反过来就是说，客厅的建立使室内活动空间增大，而电视和音响的出现，使得串门子没有了动力。但另一方面，室内客厅的出现使住宅的公共性增强，至少使客厅公共性增强，这有助于村民串门。而无论是否有电视或音响等现代设施，中国农村的农民都是喜欢面对面交往的，都是希望在村庄共同的交往中获取生活乐趣，提高生活质量及了解村庄信息的。在本文以下大古村的调查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农民对公共生活的强烈需求。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下岬村的农民没有利用客厅这个更加公共性的空间来增加串门子，从而提高公共生活的质量？据我们在南方农村调查，这些地区的农村的住宅结构早就有了功能分区，都有一个大客厅（堂屋等），但这并没有因此减少村民在农闲时节的串门，尤其是同龄群体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几率。 串门子的减少与住宅功能分区及所谓个人权利增长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讨论，不过，阎云翔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社会的变化，可能误会了农村社会变化的逻辑，并且可能误导对农民需求的理解。当前农民有了较多的闲暇时间，且闲暇时间的消费已经成为负担，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