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叙事手法的变化对人物形象的影响.docVIP

《红高粱家族》叙事手法的变化对人物形象的影响 　　《红高粱》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在1986年经莫言发表之后，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随后，他又连续写了与红高粱相关的四篇小说《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和《奇死》，被结集为《红高粱家族》，它成就了莫言，并对中国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小说中，莫言运用多种叙事手法如叙事人称、叙事时间、叙事色彩的运用等，将小说故事情节颠轿、野合、祭酒、埋雷炸日本鬼子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读者展现了当年“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以及“我爷爷”他们在高密东北乡一带抗击日寇的传奇故事。《红高粱家族》的这种叙事模式为中国以后的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源泉，其叙事的新颖和独特性，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创作模式的束缚，不仅很好地借鉴了西方的叙事技巧，同时还充分融合了中国传统野史的写作特点，将小说主人公余占鳌和戴凤莲的传奇一生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莫言在叙事手法上的创新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运用独特的叙事视角，倒错的叙事时间法的独特运用上。 　　一 《红高粱家族》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来表现人物形象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在叙事视角上表现出独具匠心的一面，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创新与尝试，这种创新是通过叙事人称和叙事者的选择上来实现的。在叙事人称的选择上，莫言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复合型叙事人称对第一人称进行了全知视角的成功探索。在叙事者的选择上，运用隐藏在第一人称背后的叙述者，来回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叙述层次中。 　　1 叙事人称的选择上 　　《红高粱家族》在开篇一段话就向我们展示了本小说的叙事视角，从“我”的角度来追溯祖辈们的光辉事迹，“叙事者就像是无能的上帝，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缜密的描述，进而使人物特征变得丰满，更加具有真实性。小说一开头就运用了“我爷爷”、“我奶奶”，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比简单的应用第一人称更显得丰富与开阔。从人称叙事塑造人物形象上来看，“我爷爷”、“我奶奶”这一类参杂了第三人称的复合型人称，一方面向读者暗示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过去，是有关祖辈经历的；另一方面，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仿佛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眼前，使“我”在追忆祖辈故事时能够更加自然地叙述出来。例如，“我奶奶”戴凤莲是莫言笔下饱满而成熟的女性形象的典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张力和传奇色彩的、非“贤妻良母”型的中国妇女形象。“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无视社会伦理道德，只为营造自己的天堂而活，从而表现出她对生命本能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追求，对自己生命存在意义的肯定。 　　2 叙述者的选择 　　叙事者在一个叙事文本中起着讲述故事情节的作用，在文本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热奈特的研究可以将叙事者分为同故事、异故事、内故事和超故事四种类型，而《红高粱家族》中的“我“并不是简单的传统意义上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而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叙述者，具体表现为：第一，当“我”作为一个叙述祖辈故事的后代人时，“我”就是一个提供故事的“超故事叙述者”；第二，当“我”身处讲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时，“我”就是一个“内故事叙述者”的身份，这是因为尽管表面上是“我”在叙述，但实际上却是以“我父亲”的角度进行叙述的，从而把“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人生呈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讲述祖辈们在墨水河畔的抗日故事时，就是从“我父亲”的回忆中展开的，从而勾画出了“我奶奶”的伟大形象。在父亲的注视下，“我奶奶”在日本鬼子来拉骡子时为了保护自己而装疯卖傻，展现出了她冷静智慧的一面，然后她又极力说和余占鳌与冷之队联合抗日，表现出了她宽广的胸襟与远见卓识，让人读了之后，不禁为“我奶奶”这个形象所震撼，同时也为她的伟大女性形象所赞叹不已。 　　另一方面，以“我父亲”的角度叙述有时候是比较有限的，尽管他亲身经历了墨水河畔的抗日战争，在叙述祖辈们的抗日故事时具有亲历历史的现场感，但是受到故事人物限知视角的局限性，有许多细节如王文义在死之前的心理感受，奶奶中弹倒地时的心理等，父亲是不可能知道的。此外，“我父亲”也无法知晓他出生前爷爷奶奶在高粱地的爱情故事，更不会知道奶奶出嫁时在花轿里的所思所想。而“我”作为历史局外人，作为“内故事叙述者”就可以随意穿越历史之间，以全知者的视角进行叙事，对人物的心理与环境进行详细地展现，使故事更具有真实效果。例如，罗汉大爷被骡子踢到胯骨那种灼热的疼痛感以及沉重的累赘感心理，“我父亲”是不可能感受到的，只有用“我”的角度来表现庄稼人罗汉大爷善良朴实的农民形象。 　　二 《红高粱家族》巧妙安排叙事时间来表现人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