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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空洞命名，不如潜心诗艺 　　近几年来，在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大背景下，汉语诗歌写作界关于“第四代诗歌”的理论批评和作品展示也显得颇为热闹，不少诗人和评论家都颇为积极地参与其中。一些诗刊也专门设立“第四代诗歌”栏目，甚至出版专号，以之作为话语发布平台的声援。事实上，“第四代诗歌”并非一个新出概念，据张修林《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一文的考证，“第四代诗歌”这一命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在1989年左右，它被用来指称区别于1989年前“第三代诗歌”的、更为年轻的诗人们的创作，不过一开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预设的概念，因为当时显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足以和“第三代诗歌”相提并论的诗歌创作群体。到了2000年，由诗人龚静染、聂作平编选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选集收入臧棣、余怒、伊沙、安琪、道辉、西渡、张执浩、雷平阳、庞培、徐江、沈苇、桑克等一批实力诗人主要创作于1990年代的诗作。毋庸置疑，这部选集带有某种鲜明的目的性，即试图在诗歌写作实践层面坐实“第四代诗歌”这一命名，从而扩张其话语的合法性。而在诗歌民刊《审视》2014年推出的“中国第四代诗歌专号”中，除“60后”诗人外，朵渔、沈浩波、刘春、扶桑、宇向、熊焱、李成恩等近年来较为活跃的“70后”、“80后”诗人的作品，也都被纳入“第四代诗歌”的宏大叙述框架之中。由此可见，“第四代诗歌”这一概念的外延边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从现有的资料看，所谓“第四代诗歌”，首先是相对“第三代诗歌”而言的，主要指的是“第三代诗歌”之后的诗人的写作。与之相关联的概念，往前推，“第二代诗歌”，就是“朦胧诗”；而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诗人的写作，可以称之为“第一代诗歌”。这些代际概念分别对应当代汉语诗歌发展的不同阶段，构成了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诗歌写作群体的完整谱系。如果从文学史或诗歌史叙述的视角来看，直到1985年前后整体登场的“第三代诗歌”，这些代际概念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在当代诗歌史上，第一次明确用代际概念指称的正是“第三代诗歌”，而此前出现的“朦胧诗”的命名，最初来自一篇批判文章的标题，流露出鲜明的否定色彩，因此后来有不少论者把“朦胧诗”改称为“新诗潮”，正体现了对这种否定色彩的有意规避。与之相呼应，在既有的当代诗歌研究论著中，“第三代诗歌”也常常被称作“后朦胧诗”或“后新诗潮”。 　　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命名，分别指向当代汉语诗歌的思潮性现象，并清晰呈现出各自指称对象的整体性美学特征，既契合了当日的语境，也找到了坚实的逻辑起点，那么，“第四代诗歌”的命名就显得暧昧、无力得多。这里所说的暧昧，是指它的命名对象是变动不居的，很难以一个简单的概念对之作出整体性的把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汉语诗歌写作发生了重大转向，即思潮性、流派性的写作已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化的写作，用著名学者王光明先生的话说，是一种“在非诗的时代展开”的“个体承担的诗歌”。而所谓“无力”，是说“第四代诗歌”这个预设的概念在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汉语诗歌写作中的丰富多元的各种现象、诗人个体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漏洞百出。 　　“第四代诗歌”拥趸者张修林发表于1997年的《第四代诗歌：语言就是现实》一文，体现了作者某种颇为自负的理论野心。该文从所谓“语言态度”切入，首先向“第三代诗歌”开炮，认为后者中即使是最高水平的非非主义的语言价值变构理论都“并未从根本上发现认识到语言就是历史与现实本身”，进而提出以“语言就是现实”这一理论作为“第四代诗歌”的区别性特征，并对之做出如下具体的阐释：“‘语言就是现实’，是指语言与现实同构、同一，语言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现实。这种语言理论认为，语言/现实由原语言/原现实与再语言/再现实组成。自然本身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原语言/原现实，人类在自然中的存在活动语言与现实叫做再语言/再现实。艺术语言/艺术现实是一种本真的再语言/再现实。变化包括自然变化和人类参与的动性变化，亦即原变化与再变化，艺术变化是一种人性的本真变化，是所有变化中最富灵性、最具灵动的变化。”这些相互缠绕、相互指涉的概念，貌似富于哲学化和理论性，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精准地勾勒出“第四代诗歌”的精神特质？显然还有很多需要商榷之处。作者在文中还列举了大量的诗歌文本作为支撑其观点的正反例证，其逻辑理路是：把所谓“第四代诗歌”作品作为正例，第三代诗人的作品作为反例，二者对比分析。此举十分突出地体现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笔者曾在谈论“中间代”诗歌命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外部话语空间日趋逼仄和内心表达焦虑不断加深的双重压力之下，当代诗人只有通过一种自我命名来努力维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