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话剧长廊中看北京人艺.docVIP

在百年话剧长廊中看北京人艺 　　《困守与新生：1978―2012的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一书，是徐健在其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了4年多的精心修改、悉心打磨而成的。 　　攻博期间，徐健有过在北京人艺创作室挂职的经历，这使他对北京人艺的发展历史和创作现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当他提出要将北京人艺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作为他的老师，我是非常支持的；但同时也提出，一定要找到适当的切入点，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自己的研究对象，要避免简单的史实梳理和剧目分析。为此，我们曾经有过两次长谈，初步确定了戏剧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即侧重从戏剧符号学的视域探讨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演剧艺术的流变。至于具体说到究竟应该如何切入、如何搭建研究框架的问题，我能感到，徐健当时的底气并不是很足。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选题的挑战性和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在选题初定之后，徐健有了赴慕尼黑大学戏剧系访学的机会。我建议他利用这次访学，对戏剧符号学的相关著作进行全面的研读，尤其是要注意汲取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看看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外有了怎样的进展，在研究过程中又有哪些成功的实践，能否找到其与中国话剧实践之间的契合点。同时也提醒他，在理论研修的过程中千万不可忘记“文本”，新时期以来北京人艺上演的所有剧目，只要有影像资料，都应该一一拿来观摩，一定要从中国演剧的实际出发进行研究和分析。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徐健把他思考和写作的成果摆在了我的面前。尽管尚有一些疏漏和不足，但我认为，这种研究实践在总体上是有意义、有特色的，当然也是成功的。 　　在我看来，这部专书的学术特色主要有三： 　　首先，它是剧院研究的一次新尝试。中国当代戏剧研究在编剧、导演、表演、剧目等方面成果颇丰，但对剧院，尤其是系统性的剧院演剧艺术研究，仍然较为单薄。而在剧院研究方面，目前看来，成果相对集中、丰富的，首推北京人艺。北京人艺是中国当代舞台艺术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也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对象。近30年来，对北京人艺的研究更多集中于焦菊隐时代，其研究成果之丰硕厚重有目共睹；但在北京人艺演剧艺术新时期以来的传承与发展方面，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性较强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徐健的这部新作将新时期以来的北京人艺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同时也为北京人艺的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的新思路、新方法。 　　该书从时间（剧本）、空间（导演）、身体（表演）角度切入北京人艺的演剧创造，阐释了北京人艺近30多年发展变化的内在基因，在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比照中揭示北京人艺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为读者较为清晰地展示了后焦菊隐时代北京人艺“困守”的艰难与“新生”的愿景。同时，在写作方式上，该书避免了狭义的“就事论事”、将北京人艺研究同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相隔离的偏颇，而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大的文化格局之下进行审视，将其作为“百年中国话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戏剧人探索话剧民族化道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来定位。作者由此认为：“它遇到的诸如如何认识斯坦尼体系，如何看待话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形成话剧的中国学派、民族风格等理论与实践课题，都是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必须破解的难题。”这就使全书的立论、分析站在了一定的学术高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徐健在书中提出的难题不仅是中国话剧赋予北京人艺的历史使命，也是作者本人在写作中努力去思考和探讨的。 　　阅读该书，不难发现，徐健的北京人艺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他注重的是理论研究与当下美学实践的“对话”，用戏剧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去观照现实问题。作者在分析了历史上北京人艺演员身体动作的美学意蕴之后，强调了这种历史传统的重要性，指出：“在美学观念驳杂、审美趣味多元的今天，重新审视北京人艺传统的当代价值、重提表演艺术的精髓所在，尊重观众，尊重表演艺术的本真，无论对北京人艺，还是对中国话剧未来发展来说，永远都不是过时的话题。”观众的审美期待和文化需求随时代而变，剧院的演出不能轻视或落后于观众对舞台的判断。北京人艺的艺术创造需要变化，但不管怎样，如何“表现”人，如何“表演”人，是剧院发展中始终需要回答和探索的课题，这也正是徐健北京人艺研究的现实关怀所在。在我看来，这一问题能否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仅关乎着中国话剧的未来，也考验着渴求“新生”的北京人艺。 　　其次，它是戏剧符号学理论方法与本土戏剧实践的一次有机融合。中国当代戏剧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戏剧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不同流派、不同主张的戏剧理论书籍，既开阔了从业者的艺术视野，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创新与舞台实践的探索。然而，西方戏剧理论的产生，大都依托特定的戏剧实践和文化土壤，与20世纪西方戏剧舞台变迁和实验思潮紧密相连，并非都可以照搬到中国话剧的舞台实践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