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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式及其他 　　几年前，学界曾就译作中人名翻译的正误引发议论，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把“蒋介石”错译成“常凯申”，类似的名误还有孟子变成了“门修斯”，孙子变身“桑卒”，不一而足。 　　发生这样看起来十分吊诡的学术笑柄，自然有学界浮躁之类的原因，不过，既然国际视野已经成为时代元素，某些涉及中西语文的常识，的确需要有所绍介和普及，而不方便忽略乃至付诸阙如，譬如与上述笑柄直接关联的威妥玛式拼音。 　　威妥玛式拼音自然首先来自威妥玛。他的名字写作Thomas Francis Wade，按照现在的译法，该是托马斯?弗兰西斯?韦德，威妥玛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倒装简化后的叫法，威字有时也写作韦。威氏是剑桥出身，说得一口流利的南京官话，那曾经是中国当时的国语，是当年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父带给欧洲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便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汉语。毕业后威氏进入军界，并于1842年随英军来到中国，参加了鸦片战争。1843年起，他在香港的英国殖民当局做翻译，他的南京官话派上了用场。1847年威氏退伍，在英国驻华机构任职，做了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副使，依然和中国语言打交道。后来他在广州和上海担任一些行政职务，譬如驻上海副领事以及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之后他又担任驻华公使馆汉文正使，重新做回语言工作，其间还曾担任英国全权专使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他担任驻华使馆参赞，后来升任公使，马嘉理事件也即滇案发生后，作为公使的他向清政府施压，后与李鸿章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他退休回国，几年后返回母校担任教授，讲授汉语，直至1895年逝世。其间，他将所藏汉文、满文图书4000余册赠予剑桥。 　　作为英国的军人和外交官员，威氏对列强于中国的侵略果然推波助澜，值得声讨。不过，语言方面的天赋，原有的汉语能力，加上来华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深入交道，使他成为一位熟谙汉语的语言学家。他发现，用南京官话并不能顺利地与人沟通，各地官员使用更多的是京腔的北京官话。这自然也是中国的实际。为了外国人也即主要是使用英语的外国人便于学习汉语汉字，他先后于1859年和1867年写成《寻津录》和《语言自迩集》。在这两部著作中，威氏凭借他对中国语言的广泛了解，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了一套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为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便是威妥玛式拼音，后来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威氏之前，外国来华传教士曾经制订和推行过诸种类似的拼音方案，譬如教会罗马字，但最流行并得到公认的中文拼音方案，首推威妥玛式。 　　另一位出生于牛津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也是翻译出身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就语言天赋和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兴趣而言，他与威氏颇有同好，当然他的汉学触角比之威氏更其多端，譬如他曾翻译《三字经》《洗冤录》《聊斋志异》，有《中国绘画史导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宗教》这样的硬头著作。语文工具书方面，他著有《语学举隅》《字学举隅》和《华英字典》等，在这些书中，翟氏都采用威式拼音给汉字注音，不过也做了一些调整改动。而1892年初版的《华英字典》，篇幅巨大，收字宏富，释义精细，检索完备，堪称汉英字典史上的经典之作。1906年在上海召开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基本就是以《华英字典》的拼法为依据，这便是后来广泛使用的邮政式拼音。而威妥玛式也被称为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简称WG式，影响巨大，是清末直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国际国内用拉丁字母拼写本土人名地名最通行的系统。用当下流行的调侃句式表述，在那一个时间段，全球中文拼音方案哪家强的问题，几乎是不需讨论的。 　　为了方便电报拍发，邮政式取消了WG式原有的所有附加符号，譬如送气符号。其实，这也是WG式在实际使用中习见的做法，毕竟它既不方便也不够美观，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带来不少混乱，譬如我们熟悉的拼音方案中b与p，d与t，g与k，去掉了送气符号后，邮政式便都是以p，t，k表示，这当然会发生混淆。 　　此外，WG式基本上按照北京语音系统，而邮政式则加进了某些方音，更有趣的是，两广福建的部分地区，一律按当地方音拼写。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邮政业务的亲民体现，可以想象，在一个官话更多流连于官场，方言在各地实际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氛围下，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折中。方便的是，翟氏的《华英字典》中，附有各个汉字的广东、客家、福州、温州、宁波等9个方言区的方音拼法，上述折中实行起来反而是有案可稽的。而对之前部分地名已有习惯拼法的，邮政式也保留不变，所以广州写作Canton，厦门写作Amoy，福州写作Foochow，这样的拼写在今天人看起来，自然有些摸不着头脑。这样的方案，不免遭到后人诟病，但以往域外出版的中国地图，一般都是采用这种拼音方法，因而被使用拉丁字母的各国作为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