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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图书馆风云 　　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宋铮从没想过自己的家庭会有什么特别。 　　与很多上海人一样，她从小就和父母姐妹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她的记忆里藏着食物匮乏、衣服上打满补丁、脚趾头露到布鞋外面的生活。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有亲戚回忆“家里从前有个五进五间的大宅子”，可当她跟着长辈们跑到据说是“我们家”的地方一看，只见到满地瓦砾。 　　直到有一天，她听说，绍兴老家的花厅里，解放前办过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正是她的父亲鲍世远。 　　1947年，鲍世远是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学生，他与同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读书的兄弟们，把能找到的“好书”送回老家，供大家庭里的年轻人阅读。 　　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他的这一举动，无意间改变了绍兴老家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而在将近70年后，通过重建这一图书馆，宋铮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庭。 　　“联合图书馆”成立 　　在绍兴，他们家世代居住于城内的前观巷，那里有两座五进五间的大宅院，院落里还有池塘花园。鲍氏祖上是盐商，却偏偏看上了明代文学家徐渭（字文长）的故居青藤书屋，把宅子买在书屋边。门口墙上，还刻着四个字：青藤旧邻。 　　到上世纪40年代，这个宅院里住着四世同堂的60多口鲍氏族人，以及40多个男女仆人。 　　然而这些都是宋铮不曾见到的过往。她随母姓，自小在上海长大，家里充满革命氛围，大人们与地主家庭坚定地划清界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家人朋友之间恢复了联系，她才渐渐发觉，长辈的沉默背后，有许多前尘往事。 　　母亲当年师范的同学与他们相见，不止一次说，“那个图书馆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亲戚间互相交流的小册子上，也有人写，“家里那么多人参加革命，都是因为有个图书馆”。事实上，《绍兴人民革命史》里也记载了这个图书馆：“绍兴联合图书馆，在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以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滋润和培育了鲍家的青年一代和他们的许多同学。” 　　名为“联合图书馆”的这个“革命文化团体”，是当年鲍家大宅院里的年轻人一起办起来的私立图书馆。 　　最初只是寒假在家无事可做的学生们把各自的书凑在了一起。家里原有一处藏书楼，是花园边上的花厅，名叫“万卷楼”。这些年轻人便“联合起来”，将万卷楼的一楼拿来收为己用，把“联合图书馆”的招牌，挂到了大门口的“翰林第”匾额下。 　　“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书是很珍贵的，我们都是一本书几个同学交换着看。”1947年，联合图书馆初建的时候，它后来的读者夏春娟正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个当时只有16岁的姑娘记得，她是从同学口中听说，绍兴城里有那么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好多进步书籍，别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她跟着同学一块儿上门，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一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 　　这些“进步书籍”，都是鲍世远兄弟几个从上海带回来的。 　　“我就是想给他们打开一扇窗。”12月初，在上海苏州河边的一栋居民楼里，宋铮的父亲、当年“联合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鲍世远告诉记者，“但那之后的事情，我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也许读书是最好的办法 　　联合图书馆诞生之时，正是内战局势风起云涌之际。用鲍世远的话说，“那局势，一触即发”。 　　他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系会主席，在学校里吃着掺沙子的糙米饭，看着国民政府腐败透顶，特务渗透到校园中抓捕学生，觉得忍无可忍。鲍世远至今难忘那些岁月。当特务冲进校园捉拿学生时，有进步教授站出来保护学生，拦下闯入者：当学生们办活动，却被校外闯进来的军警在小礼堂里围困了一天一夜的时候，也有好多同学在窗口偷偷给他们递粮食、点心。 　　“那时候，复旦大学里人才济济。”他说，“特务混在集会的人群里要抓人，学生上台演讲，几句话就把现场镇住，让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你能不能想象这场面？” 　　在上海为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亲人们――怎样能让家里的年轻人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呢？ 　　也许读书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非常惊讶：一户盐商家庭，都是做实业的，吃穿不愁，他们怎么这么重视读书呢？”宋铮说。 　　鲍氏万卷楼楼下挂着一块匾，上书“顽石点头处”几个大字，取的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 　　差不多在40岁之后，宋铮开始关心与这个图书馆有关的故事。那之前，她和父亲“好像没有太多交流”，父亲还未退休，她也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也就这十多年，他退休，我也老了”，父女两人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聊聊过去的事情。1947年，鲍世远的六叔鲍亦皆，正在绍兴读中学，他被一众兄弟姐妹们推举出来做图书馆的馆长。鲍馆长年纪虽小，但是手巧。他自个儿动手，刻了“联合图书馆”的印章，给一本本书盖上戳，还准备好了“借书证”。运营的经费不够，他就带着弟妹去附近街市上募捐，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