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国，曾经的军事家、哲学家.docVIP

孙定国，曾经的军事家、哲学家 　　他是我的父辈，但不是我父亲母亲的师长或朋友，也不是我们家族的世交叔伯。他是我的岳父，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的妻子六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但是因为仰慕他的大名，所以我才想到要结识他的女儿。20世纪70年代前期，中国还处在阶级斗争的红色恐怖之中。如同我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的青年，毫无前途，也毫无友情，没有人会愿意受到我们家庭的牵连，所以更谈不上恋爱。我能够体会到父亲母亲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所以很早就决定，放弃恋爱和结婚的权利，我自己已经够不幸了，不能再拖累一个女孩子，更何况如果是我爱和爱我的女孩子。再说那个时代，我的身边也太少有文化的女孩子，不交女友对我而言，并无太多遗憾。 　　那些年中，我一直孤独，尽量躲避一切红色或粉红色家庭出身的青年，包括男青年和女青年，甚至躲避一切非黑色和白色家庭出身的青年，顶多只敢去跟一些同样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接触，知道这些人至少没有理由五十步笑百步，过分嫌弃我的家庭出身。因此当我偶然听见一些同事出言不逊，攻击孙定国先生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哲学家的女儿，当时居然是我们剧团里的一个学员，不过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她。 　　哪一年听说过孙定国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京城里走红的时候，我还年幼，且对哲学毫无兴趣，更对共产主义理论很不以为然。所以想必是后来，因为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理论的政治运动声势浩大，而孙定国是杨献珍反党集团的重要干将，倒让他名气冲天，连我那么个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了。那些年间，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总结出凡是官方赞扬的，并非个个都是好人，而凡官方刻意要打倒的，我相信大半都不是坏人。 　　一 　　孙定国先生，1910年在山东牟平出生，其父母家境都非常贫寒，母亲十三岁到孙家做童养媳。孙定国上面有三个姐姐，他是家中头一个男孩，所以肩负孙家厚望，起名儒熙。小儒熙出生的七天头上，姐姐们在炕上玩耍，砸到他身上，他当时就窒息而亡。家人掘墓，准备埋葬。只有他的祖母不答应，仍将孙儿留在家里，嚎哭呼唤，不料那小婴儿夜半忽然苏醒过来。死而复生，命不该绝，大难不亡，必有后福。他更成了家里的宝贝，全家人省吃俭用，把八岁的小儒熙送入本村小学读书。 　　学校校长是个前清贡生，学问渊博，见小儒熙聪慧异常，便以“小圣人”来称呼他，他立刻名扬乡里。小儒熙十二岁跟同学打架，被老师罚写“九九表”。他写完之后，又在黑板上书写：现乃共和国家，主张自由平等，如此处罚，我不服。校长得知，为彰校规，三次用戒尺惩戒，直打得小儒熙皮开肉绽，夜不能眠，但他仍然不肯屈服，后来又被罚站七日，他仍说：不服。 　　之后因为家里实在付不出学费，小儒熙只好辍学。十三岁进入一家私塾，边教书，边读书。三年之后，孙儒熙十六岁，自办私塾，收学生十几人，自此开始教书谋生。他教学得法，用心努力，成绩卓著，远近闻名。十七岁时，孙儒熙应聘到外村任教，连年长薪水。十九岁他再次自办学校，专门教授穷人子弟，学生曾经多达百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孙儒熙怒而出走，决定投笔从戎，挺身救国。他打听到孙殿英率部挺进热河，两度击败日军，发布告征募青年从军。孙儒熙立刻出发，长途跋涉，从山东赶到北京，又续往绥远，终于找到孙殿英部，登记入伍，那年他二十三岁。不料孙殿英招到兵马之后，不再东进抗日，反而率部西转内地。孙儒熙眼见跟随孙殿英部抗日无望，乃冒死逃离，落魄河北、山西各地，风餐露宿，四处流浪。就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孙定国，表达立志报国之意。 　　1934年，孙定国在山西加入晋绥军。当时中国的军队，多武夫而少文人，孙定国知书识字，很快就升做军中的帮写副官。不久晋绥军军官教导团招收学员，他随即报名，而且顺利考入。在接受军官培训的两年里，孙定国节衣缩食，刻苦攻读，博览兵书，特别研习步兵组建和训练，以及作战方略指挥等课程。也是在那个学员队里，孙定国开始与一些共产党学员交上了朋友，不过当时共产党员身份不公开，他并不知道那些人是共产党。1936年从教导团毕业，孙定国受任太原中学军事教官，后又任山西学生军训练总队教官，授衔上尉。 　　1936年10月，日寇向华北节节进逼，延安共产党中央派薄一波赴山西，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分化阎锡山的部队。那时孙定国担任山西国民军团教导团副官，被薄一波发展为牺盟会第一批会员，但他只知该组织是抗日群众组织，并不了解其共产党领导的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华北危机。孙定国被调到山西军政委员会，在阎锡山为校长的第二战区随营学校做军事教官，负责全校军事课程和训练。稍后山西建立新军民族革命政治保卫队，孙定国任参谋主任，负责军事指挥。后又调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任营长，后任汾南地区教导第三总队总队长兼十三县自卫队总教练，开始直接对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