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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中的文人 　　小时候，我家前面的一条巷子里有座小庙，叫崔王庙，是纪念唐朝一位府君的。大家也搞不清他有何政绩，与临海地方有何关系，就入庙礼拜了起来。但后来此处却改为小学校舍了。因为这庙破败时，曾由何姓乡绅出资重修，所以小学校长也就由何家人出任。崔王庙小学规模很小，资金短缺，办得并不起色，在临海教育界排不上号。但是，它的校长何公望先生却很有些名气。只是，他不是以办学闻名，而是以技艺著称。 　　何公望是个音乐全才。那时临海城尚无钢琴、小提琴之类高级洋乐器，学校里音乐课用的是风琴，民间玩的主要是丝竹与鼓吹，这些，何公望都拿得起来。我所住的宋家台门人口众多，每当夏夜，邻居们常聚集起来，你一把胡琴，他一管笛子，还有京胡、箫、碰钟、木鱼等，就演奏起江南丝竹来了：《光明行》《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等。我们在旁边听得很入迷，但何公望先生一来，即能指出哪些地方离谱走调了，还能拿起乐器来演示一番，大家对他都很佩服。 　　何公望为什么会到宋家台门里来呢？因为宋仁礼先生是北山小学校长，在临海的小学教育界很有名气，所以何公望常到他家来，请教之外兼联络感情。宋仁礼是个玩家，既玩脚踏车、照相机之类的时髦东西，也玩麻将、风筝这些古老玩意儿。有一次，我看见何公望就在宋家为仁礼先生做风筝。我们小孩子放的通常是瓦片风筝，讲究一点的，则放蝴蝶风筝，其实都是一种平面的东西，只是形状不同而已。但何公望为宋家做的，却是蜈蚣风筝，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是立体的，还要着上各种色彩，很是好看。这东西不但做起来难度很大，而且放起来也不易掌握。但何公望既能做，也能放，我们小孩子一直围着他转。他的确是多才多艺。如果让他做音乐教师或美术、手工教师，肯定是临海城里第一流的。 　　但不知何故，1949年以后，他既做不成校长，也没有人请他做音乐或美术教师，而是失业了。当然，比起宋仁礼来，他的境遇还算是好的。宋仁礼是关进去审查，出来后，既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了家产，很是潦倒。何公望则有技艺在身，自有生存之道。他将自己家里临街这面墙开出一扇大窗，开起一爿小小的乐器店，店堂里挂满了胡琴、京胡、箫、笛之类，自己则在窗下一边做乐器，一边照顾店面，一举两得。 　　我路过店门口时，常隔着窗户看他做乐器。那时我已上中学，不再是围着他看做风筝的小孩子了，但他还认得我，与我搭讪。他说：“这些做乐器的木料、竹材，都是自己到市场上挑选的，进价很便宜，主要靠手艺，比如做笛或箫，一要竹头选得好，二要打洞的位置定得准，洞打得偏差一点点，音调就不准了，这是最难掌握的。我有薄技在身，所以这碗饭还能吃得下去。” 　　何公望就在店堂里吃饭，我看他的确吃得不错。后来公私合营，他也并不恐慌。因为他这家乐器店本来就没有多少资本，主要靠的是技艺。合营后做职工，收入当然会少一些，但生活总还过得下去。 　　在我所熟悉的人中，同样从学校走向市井的，还有孙一影先生。他既是我母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初一语文。态度温文儒雅，讲话慢条斯理，古文教得很好，现代文则讲得一般。但解放后不久，就看不见他了，不知何去。后来我母亲病了，叫父亲去请他到家里来看病，我这才知道，解放后他自动离开回浦中学，到方一仁国药店去做坐堂医生。 　　方一仁是临海城最大的中药店，一向聘有名医坐堂，一则方便病家诊病，二则也为本店的生意着想，因为经坐堂医生看过病开了方，病家总不会再跑到别的药店去买药吧。那时候，方一仁的生意很好，坐堂医生的工薪也相对较高。 　　不过孙一影先生转行的本意，并不在于工资的高低。因为他不算名医，做坐堂医生的工资，不会比中学教师高到哪里去。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在临海城里很有地位的回浦中学教师，而去做默默无闻的坐堂医生呢？他对我母亲说了一句很实在话。他说：“解放后，我知道教书这碗饭，不是我吃的，还是早点离开为好。”当时我就在旁边，听了甚为不解。你教书不是教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说这碗饭吃不下去呢？后来经历得多了，知道的事情也多了，才认识到孙先生识时务，知进退，的确是位高人。 　　原来孙先生早年做过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后来看到政界污浊，就退出来做教师；新政之后，他知道教育部门一定会掌控得很紧，他这种经历的人肯定会有些麻烦，还不如早日离开为好。虽然政治运动波及各界，但药店里的医师，总比学校里的教员要好得多。 　　古人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我不知道何公望、孙一影两位先生算不算得上是“中隐”？当然，他们不是那种想走终南捷径而挂“隐士”招牌之人，而是能够审时度势，从风急浪高之处退出来，凭着随身的技艺，在市井之中谋求生存而已。 　　如果说，何公望、孙一影两位先生，是以避世之道，自觉或半自觉地走向市井，那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在文化教育界有所作为而受到打击之后，被动地转入市井。 　　许绍?毕壬?在1948年毕业于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因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