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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 　　毋庸讳言，过往的中国战争文学叙事，常常跟集体性、英雄性、民族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0世纪以降的世界文学谱系中，从英雄主义向人道主义的转折是战争文学的鲜明标识。这股潮流也促使了近年中国战争文学（包含电影等泛文学叙事）对狭隘民族主义话语的反思和对世界主义话语的内化。然而，这种文学实践又常常陷落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话语纠结之中。民族主义的战争叙事站在民族性立场上指斥对手、塑造敌人、建构英雄，完成政治动员、整合民族认同、叙述国家前传、建构政权合法性的功能。时至今日，各种抗日神剧的流行印证着民族主义话语法则并未耗尽其历史势能；另一方面，在近年关于抗战历史记忆的文学及影视叙事中，以世界主义为支撑的叙事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话语。借用卡佛那个著名的句式，向战争叙事发出这样的追问：当我们叙述战争时，我们叙述什么？叙述逝者的哀恸、叙述英雄的气概、叙述民族的血泪和仇恨，同时也叙述民族的光荣与梦想，这大概是今日中国战争文学叙事最常见的答案。从中我们不难辨认出某种以英雄性、民族性为内核的叙事伦理。可是，惨烈复杂的历史在召唤着新的民族灾难记忆书写，在我看来，熊育群积十几年之功完成的新著《己卯年雨雪》正是一份带着雄心和问题意识重构的民族灾难记忆。同时，它更包含着文学如何面对战争、如何叙述战争这样的叙事伦理关切。 　　建构生产性的战争反思叙事 　　《己卯年雨雪》引人瞩目地以日本人武田修宏、武田千鹤子为重要主角。然而，小说采用的不是“反向视点”，而是“双向视点”：小说既从日本人武田修宏夫妇角度，也从中国人祝奕典、左太乙等人的角度叙述战争。正如作者所言：“要真实地呈现这场战争，离不开日本人”，“超越双方的立场，从仇恨中抬起头来，不仅仅是从自己国家与民族的立场出发，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而是要看到战争的本质，看到战争对人类的伤害，寻找根本的原由与真正的罪恶，写出和平的宝贵，这对一个作家不仅是良知，也是责任。”①显然，熊育群希望以超越民族性的立场去表现战争的伤害。可是，超越民族性并非好作品的充分条件。更重要的其实在于作品能否提供一份生产性的民族灾难记忆。所谓“生产性”，意味着作者不是为“世界主义”而“世界主义”，其叙事不仅落实在超越民族的观念上；意味着小说对战争的反思具备了抵抗“世界主义”新脸谱的具体性和深度。《己卯年雨雪》虽然始终拒绝将日军作为刻板化的野兽形象进行叙述，但更拒绝为了“去脸谱化”而刻意复杂化。不妨以电影《南京！南京！》相对照，片中，陆川对日本军人角川的人性复杂性处理便有为去脸谱化而形成新脸谱之嫌。恰恰是为了表现日军的复杂性，陆川对角川进行了极度的单纯化处理。我们知道，集体化军事体制和酷烈的战斗氛围，很容易漩涡一般将所有人裹挟进去，从众意识和严格的军纪使独自完美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几无附着之地。就此而言，纯洁角川其实是一种隔岸观火、隔靴搔痒的文学想象。相比之下，《己卯年雨雪》就更为客观地展示了战争对即使是最善良士兵人性的异化。小说中，武田修宏的身份被安排为一个热爱哲学，理想是成为作家的多思青年，并设计了他参战前的避战心理。即使是这样一种身份，作者也并未简单地让他成为日军的人性代表。而是将他的乡愁、恐惧和扭曲、异化作为一体两面进行表达。同样写到武田修宏的性，熊育群突出的不是他的“出淤泥而不染”，而是他那种日渐渗透的心灵变异。当千鹤子在前线找到丈夫，在二人不可抑止的鱼水欢愉中，武田修宏却分明有着无法推开的分心： 　　扯下兜裆布，武田修宏荒野里勃发的情欲赤裸又炽热，看着躺在地上的千鹤子，身上交错着一道道黑色线条，这是芦苇投下的影子。阳光刺得千鹤子眯起了眼睛……支那女人的躯体突然浮现，她们遭人奸污的一幕幕过电影一样晃动，千鹤子身子一瞬间像一具遗弃的躯体。武田修宏涌起一股厌恶的情绪。② 　　这段叙述精彩之处在于，武田修宏并非角川正雄那样的纯洁飞地，他的心灵不可避免地由于战争压力的磨损而落下阴影。战地的性压抑和性发泄都消解了他对千鹤子原有那种汹涌炽热、相互忠诚、非此不可的原初情感，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这样的复杂性是可信的复杂性。同样是拒绝将“敌人”脸谱化，熊育群细致地刻画了日本军人在大肆杀戮底下那种乡愁、恐惧、迷茫而强找寄托的复杂心理，也努力追问残酷的战争如何把人变成野兽的问题。 　　向山坡地发起冲锋，冲在前面就意味着死亡。武田修宏几次都想着要冲到最前面去，以证明自己的勇敢，武士道把人求生的愿望看做卑怯，偷生是羞耻的，他被羞耻感裹挟着，只有不断证明自己不怕死才能摆脱这种羞耻的纠缠。但巨大的恐惧让他迈开脚步时又退缩了。③ 　　这里还原了军人武田修宏的第一层心理冲突：武士道教育的献身荣誉感与人性与生俱来的恐惧之间的冲突。武田修宏并非嗜血的动物，他在扫荡中踢开堂屋的大门，看到屋内供奉的祖宗牌位，便不敢太放肆。他对死者不敢造次，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