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存在之思.docVIP

心灵的存在之思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一个时代的逝去，社会生活、文化生态以及人们的精神内部都在无声地发生着变化，诗人们隐隐意识到过去的过于强调精神高蹈的诗歌其实以反向的方式隐含着一种社会对抗意识，过多地卷入了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旋涡，由此，诗人们认为这种写作偏离了诗歌自身。这种说法对于寻找诗歌自身的特质及明确其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自有其合理性，对推动诗歌重新寻找自己的美学内涵、内容构成及表达方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诗人和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诗歌的纯粹性和独立性。相应地，文学史上那些专注于诗歌技艺且超离于具体生活情景的诗人及作品受到人们的称赏。我也曾着迷于诗歌中那种抵达永恒的光芒。但时间本身虽然坚韧却又易碎，何来永恒？我们只能从生活的碎片中截取那些闪光的时刻，汇集为抚慰人心的蜂蜜或洞开大脑的锋芒。所有的思考――特别是文学所呈现的思考――都应该来自于具体的生活，生活推动的思考总是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问题产生的基础和原因，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细节和现实感，情感上的痛苦和思想上的困惑及其引发的玄思也就更有一种在场性，其表达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性汶的诗歌正是在琐碎、庸常甚至俗气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思考而凝聚了那些闪光的片断，并进一步指向了诗人对心灵的存在性思考，寻求着心灵超越的可能。 　　苏格拉底曾说：一种未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不仅强调了“思”的意义，也凸显了生活的问题性：生活永远充满矛盾、困惑、裂缝，它需要人们去张望、反省，提出质疑，通过思考寻找意义，由此展开心灵飞翔的可能。而在这些方面，敏感的诗人往往成为了先行者。在《墙》这首诗中，郭性汶发现了墙的意义的多面性：“我不相信隔墙有耳/但欲望常常翻墙而入，世界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墙在身外不可惧，墙在人心难细分/小家有墙隔，大家无墙挡/墙是家的元素/有时隔断却变温暖，有时拆除反倒寒冷了。”墙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之物，所以也被人们习惯性地忽视，不会关注更不会去思考其存在内涵的复杂性。在诗的起始，诗人即突兀地提出一个疑问： “为什么要存在？”随着问题的提出，诗歌自然延展，逐渐呈现出墙的内涵的多极性。墙作为现实之物，它是一种区隔，也是一种保护，有距离也有沟通，有实体的一面，也有心灵的一面。它在保护我们的同时，又阻断了我们与更广大的世界的联系，我们渴望着打破心灵之间的壁垒，但又希望能够保存内心的秘密。在有限的语言中，诗人充分呈现心与物、个体与群体、心与心之间的复杂纠葛。很多人把哲学的目标定为终极意义的呈现，而实际上，哲学仅仅是提供一个“思”的入口。这让人意识到，生活本身就是最宽广、最本质的哲学。这种哲学更能体现它的内在属性：思是哲学存在的方式，也是它自身的目的。 　　当然，对生活的思考并不都指向抽象的思辨，郭性汶的诗也指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体现出一种广义的慈悲情怀。这是另一种对存在的思考。比如说《理发师》所呈现的：“一个理发店的头发，就是一个街区的人口普查/超生的人肯定会在这里现形，包括罪犯/也会在这张椅子上/比他们的头颅提前几天清算//但是乞丐的头发常常成漏网之鱼/他们很幸运，他们的头发也很幸运/最重要的是，他们即使是超生的人/也会因为不剪头发被计生委的人给忽略。”诗歌语言轻松诙谐中显出微妙的反讽，透过理发师的眼睛，诗人洞察了社会的秘密，也灼痛了我们的心灵。头发是微小之物，正如众生的渺小，但问题的存在不以事物的大小作为讨论价值的标准。乞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既非始于今日也不会终于今日，但对多数人而言，除了一个鄙视和厌恶的眼神还会有什么？在这个人人以成功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的时代，有多少人敏锐地关注到生活的失败者？他的《赌鬼》一诗同样是对非主流的小人物的关注。在赌徒的眼中，“世界全是周末，所有的石头都是牌机”，生活状态则是“他的事业不在工厂，不在医院，也不在学校/而在一间晨昏颠倒的狭小屋子里面/他输掉过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可以典当的东西”，赌徒也有自己的人生观念：“人生就是来试试手气，他常常这样说”。对这样的边缘的小人物，作者同样没有去鄙薄。在生动地呈现了赌徒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后，诗人满怀悲悯地对其人生做了总结：“他摸过麻将，摸过女人，摸过孩子的额头/就是，没有摸过自己的灵魂”。对诗人而言，这种关注既不是表达尖锐的社会批判，也不是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伦理姿态，而是悲悯而柔软的心灵的自然外化。 　　除了广泛关注社会日常生活，并从中提炼诗性内涵，诗人更把眼光投注于内在的心灵世界。现代生活的复杂斑驳，不仅体现在外在生活现象的光怪陆离和生活流动产生的碎片化，更在于心灵的封闭、破碎，沟通的错位、断裂。从表面来看，现代人由于工作、生活的急遽变化，人与人之间接触交往的频率远甚过去，生活场景就像一场流动的盛宴，每个人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