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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下笔勤 　　 李作枢先生是甘肃漳县武阳镇柯寨里村土生土长的农民，1933年12月生人，已历80多年的人世沧桑。我们不敢相信，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个因家贫父母早亡而只念过小学五年书的“半白丁”，竟然坚持高雅的文学创作六十年！他用和铁锨一样勤不离手的笔，坚持不懈地记录了他和村民们从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直至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生存经历及社会历史变迁;用诗歌、散文、小说、故事、快板、小剧本、通讯报道等1500余篇约数十万字的作品，一笔一画地描绘了甘肃农村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草根庶民的喜怒哀乐、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和原封不动的岁月真迹。 　　一、一曲乡音修性臻 　　六十寒暑风雨程，一曲乡音修性臻。 　　足立瘠山甘寂寞，植根沃土毓兴荣。 　　岁月艰辛耕读苦，感悟人生下笔勤。 　　枝繁叶茂结硕果，春华秋实现真淳。 　　 盐川诗人王兴祥这首诗很好地反映了漳县广大文学爱好者对李作枢诗文的喜爱与肯定。漳县虽系国家级贫困县，素以“陇中苦脊甲天下”闻名于世，山大沟深、文化落后、经济欠发达，但不乏像李作枢这样热爱生活、热爱文艺、热心创作的人士。漳县政协组织了诗词楹联协会、漳盐文化研究会、汪氏文化研究会等八大会，编辑出版了50多本《漳县文史》，就是明证。 　　 李作枢出身贫苦，父母早亡，家中“一贫如水洗，腹空衣不暖”，“年已过十岁，未进学堂门”，“只学五年级，悲别校园门”;他一生坎坷，七岁随父逃款，“上市卖油饼”;熬过盐、务过农，“劳动天地宽”，“写作慰平生”; 他经历传奇，教过书、自学医，“省开代表会，荣誉传乡间”;挨过饿，“断粮七十天，书皮草根没”;更挨过整，“罪名莫须有”，“送上大农建”，“私牢坐了二百天”。李作枢在《回忆七四年前》一诗中写道：“当了多年民办官，只有官职没有钱。这官那官都当遍，到头还是干社员。”这个社员干得好！虽然清贫一世没挣下钱，但成就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大家都知道“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假如李作枢像众多农民作者一样进了城，吃上“皇粮”成为正牌的“农民作家”，那他还能写出如此真实生动地反映农民、农村、农业题材的作品吗？离开了农村生活大舞台，他也只能靠回忆以至瞎编过日子了。2009年12月30日，李作枢在《lt;三园诗抄gt;读后》一诗中写道：“哪怕活到九十九，立志写作不停手。不管痴人发讥笑，指背偷说是老朽。”表达了他一生笔耕的决心和“反映近代到现代，勇揭历史大疮疤”的勇气。 　　 在改革前30年，农民分下的粮食能够吃就相当不错了，很少有零花钱。那时，一斤盐才一毛来钱，一尺布三四毛钱，一斤煤油四毛来钱，一盒火柴二分钱……不少人连点灯的煤油、调味的盐、生火的火柴都买不起，生火就拿柴草当火把借别家的火种点。李作枢写作投稿自然花费邮资文具不少，一张邮票八分钱，相当于一斤口粮，投一次稿至少四毛钱，长年的写作投稿也得相当一笔钱，就更得省吃俭用了。而当时的稿费更少，仅是荣誉性的，这在今人是难以想象的。李作枢如何克服眼前这无数种困难，我们无法想象，其中之悲苦酸辛，唯有他自知。考其动力就在于他位虽低而品高，人虽穷而精神富有，他是一个新社会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有高尚追求的新式农民。因而荣入“盐川骄子、陇上五杰”。 　　二、一个山乡农民的文学梦 　　 上世纪50年代的报刊上常见“某某农民口述某某整理”字样。20岁的李作枢虽然文化程度低，但有志气，他想：为什么不可以由农民自己写自己的事，不用文化人代笔呢？就试图写作投稿。这种尝试极其艰辛，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更需要不怕退稿屡败屡战的心理承受力。“报社常联系，创作初试探”，“文章筛过选，采纳一短篇”，“饮喜若欲狂，写作结了缘”，“功夫不负人，登载三百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有了今日之1500余篇。 　　 “民歌写壮语，花儿唱豪情。”这是漳县作家李兴华对李作枢诗文的赞誉，凡文化人都喜欢“花儿”这种广泛流传于西北农牧民群众中的民歌。它形式多样，表现力丰富，语言生动活泼，感情率真坦诚，西北很多人都能现编现唱。由于旧社会劳苦大众没文化，生活艰难压力大，便把唱“花儿”当做排谴寂寞、忧思、痛苦，释放情感压力的方式，也就是苦中作乐，自得其乐。他们常常唱一些酸曲俚语，也就是俗称的“黄段子”、“荤笑话”，逗大伙笑一笑，穷开心而已，上不得台面。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深入民间采风，把旧“花儿”来了个“旧瓶装新酒”，改造成内容健康向上革命的新“花儿”新民歌，著名的如李季的“鸡娃子跳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原先粗俗上不得台面的旧“花儿”、旧民歌，经过改词，就能上舞台、出歌集，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李作枢多才多艺，是唱“花儿”的好手，他写了不少新“花儿”，如《地解冰消春耕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