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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 　　天光未启，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也许潜意识里我还是很担心铃声会把我那患有神经衰弱症的丈夫吵醒，未及睁眼，我就翻身一把抄起了话筒。等我完全清醒过来后，才明白自己的担心是那么多余，我的丈夫罗浩睡在书房内，并不在我床上――他睡在书房已经许多年了。我手里握着话筒，发了一会儿呆后，拧亮了台灯。 　　床头柜上的小闹钟指向凌晨四点，会有谁在这个时候往我家里打电话呢？我把话筒贴到耳边。 　　“小莲……”电话里传来姐姐木菡的哭泣声。两年前，姐夫钟华心梗发作去世，姐姐的生活显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在凌晨四点打电话给我，还在电话里哭泣，这可是头一遭。 　　我赶紧坐了起来，问她怎么了，她抽抽搭搭哭个不停。于是我又换了个问题，问她在哪里。她抽泣着说，在北京。 　　我这才想起来，三天前，木菡从她工作、生活的鹿城打电话给我，她说她要去北京参加书展，替她所在的单位鹿城市图书馆采购些书回来。她还问过我有什么书要买。书展为期一周，可不正好在北京？ 　　我又问她出了什么事。我猜她不过是因为梦见了老钟、心生悲伤的缘故。凌晨四点多，差不多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如果你不幸在这个点醒来，而你又恰好孤零零一个人睡在一张宽二米、长二米二的双人床上，伸手一摸，半边床冰凉……请想像一下吧。谁还能没点伤心事？ 　　木菡没说什么事，她只是哽咽着问我，你有空吗？你能来趟北京吗？ 　　我当然有空。我还能有什么事？我刚被我的学生告了一状，因为我对学术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引起了他们的不安，学校宽大处理，让我暂时停课休病假了。我的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儿住寄宿学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她从不中途打扰我们。我的丈夫――丈夫没什么好担心的。好在无霾，航班难得地准点，当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就赶到了北京，在海淀区的一家星级宾馆内找到了木菡。木菡房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敲开门后我吓了一跳，房间里堆着齐膝深的海绵碎屑。见了我，她什么也没说，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窗前的一张圈椅边坐下。她两手抱膝坐着，一张脸蜡黄，眼角的鱼尾纹也比平时深了许多。不用问，这一天她应该都还没出过门，也没吃过东西。我跟过去，在她对面的圈椅上坐下，问她：“这些东西哪来的？”我指了指地上的海绵。 　　“床垫里的。”木菡说。 　　我起身掀开床单看了看，床垫开膛破肚，惨不忍睹。我不明白发生了何事，一时间有些蒙了。木菡看了我一眼，怏怏道：“小莲，我病了。” 　　“什么病？“ 　　“大约是……精神病。” 　　“掏床垫的精神病？”我松了一口气。坦白地说，我真怕听到什么更令人难堪的病。 　　“我总是无法自控地寻找东西。” 　　“寻找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木菡的眼神看上去像个精神病人一样无助，她说的那些话听上去也有些不正常。人不正常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于是我开始把地上的海绵往床垫里塞，同时吩咐她去洗漱。无论如何，我们得先出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木菡收拾好自己后，我们把“请勿打扰”的牌子依旧挂在房门上，去了一楼的咖啡吧。我们要了些西点，还有咖啡和水果拼盘。木菡不说话，窝在沙发内的样子看上去特别疲惫、憔悴，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特别辛苦的旅程，人看上去也老了不少。中年女人真是经不得什么。东西上来后，木菡埋头吃了起来。一杯热咖啡、几块点心下肚后，木菡眼光流转，脸色也红润起来，就像吸血鬼干尸吸到了几滴人血，立马又生机焕发、活了过来。我用小勺搅着咖啡，仍然在想着房间里的一地碎海绵，那里就像个我无法处理干净的凶案现场。我不怀疑那些海绵都是木菡从同一张床垫里掏出来的，但是，我相信任谁也不可能再把它们都塞回到同一张床垫里去。生活中到处都是这样蹊跷的事情。 　　“你不想知道么？那个床垫？”木菡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角，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你想说的话，自然就会说的，不是吗？” 　　木菡叹了一口气，用她那双依然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小莲，我病了，病了很久了。” 　　“医生怎么说？” 　　“这不是医生能解决的！”她挥了一下手，就像在赶苍蝇。“老钟死后没多久就开始了，”她把屁股下那把沙发椅往前拖了拖，道，“我就都告诉你吧……” 　　“你晓得的，我十七岁就开始谈恋爱了……” 　　“十六岁好不好！” 　　“好吧，十六岁就十六岁，其实只差两个月就十七了。你别打断我，让我说吧。”木菡调整了下坐姿，接着道，“到老钟，他大概是第七个，也许是第八个男朋友了，记得不太清了。在恋爱这事上其实你比我有天赋，不要不承认，你一下手就比较准，你没费多少周折。罗浩和你还是很登对的，你看你们，一个是研究法制史的法学教授，一个是研究法制史的史学教授，你们有多少共同语言！”听到这儿，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木菡打了个手势制止了我。 　　“你不用跟我争论，旁观者清。唉，倒是我，白瞎了许多工夫。第一个男朋友是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