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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上海艺术的一切 　　这个展览，粗看是杂乱无章的陈列，作品年代不一、题材种类多样，但凭借着藏家的上海情结，这些藏品竟也井然有序了。此外，对于那些于美术史无感、对拍卖兴趣浓厚的观众而言，如若闲来无事，倒可以上网查查当年这些作品的拍卖价格……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在2014年底开幕的“海上谣”展览，以“上海”为切入点，展出了30余件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此举据称是龙美术馆策展研究部从个案研究和专题讨论两种角度开展工作的成果。展览中，风景画、静物画、人物画并呈，水彩、油画交映，艺人艺事各异，但都紧紧围绕着“上海”这个中心点。 　　当观众从主题墙旁的入口走进展厅时，他们面对的是以描绘上海地标性建筑、风景为主的作品，这也是展览的第一部分。熟悉上海地貌风情的观众，此时难免对着画作小声惊呼，“一看就知道画的是哪里！”不过这次展览对作品的创作时间并无严格规定，所以在这个展厅，既可以看到上世纪30年代重视素描的陈秋草，用强调阴影、光线变化的手法画的《海关大楼》，只是透视方面仍显朴拙；还可以看到颜文?旁?1982年画的《春（中山公园梨花）》，如粉雪般的梨花笼罩在枝头，树下游人三三两两，或行或坐，技法已很是熟稔；还有1991年钱延康画的《外白渡桥》，画面干净，极为写实。被用作此次展览海报的《上海徐家汇教堂》，是陈均德画于1995年的作品。教堂的红墙在画中被处理为泛着橘色光芒的鲜红，围墙柱子是透着直率的明黄，绿树掩映下，十分鲜艳抢眼。这幅画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幕展就已展出，可见馆方对此画的重视。陶冷月的一组《复兴公园》小稿，画中的人们和现在一样，打太极、带孩子散步，那些苍天大树，也许仍在原处。 　　陈烟桥的那张1平尺左右的黑白纸本木刻《黄浦江》，让观众感受到龙美术馆在史料研究上下的功夫。出版于1985年的《鲁迅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发表了这件作品，还附有鲁迅在1935年写给陈烟桥的信中对此画的评论：“木刻的事，也久已无暇顾及，所以说不出批评，但粗粗的说，我看《黄浦江》是好的。”史料与作品的并置，不仅给观众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也展示出藏家对藏品的态度：购藏前就已做好研究功课，纳入库房后也并非填充仓库空位，而是抱着分享的心态，对待这幅画的“前世今生”。同时，这似乎也是龙美术馆为藏品辨明“真伪”所做的努力之一。毕竟关于“真伪”的坊间流言不可小觑，美术馆承担的公共教育的重担，在这层阴影笼罩下就越发显得沉重了。 　　展览的第二部分，旨在向观众呈现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出现的重要美术社团和运动的大致面貌，例如1929年至1931年间，杨秋人参与发起并担任社长的“一一艺社”；1930年，许幸之等人发起“时代美术社”；1932年，郑野夫参与发起的“野风画会”、“春地美术研究所”，同年，庞熏?l、王济远、倪贻德建立的“决澜社”；1950年代哈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私人绘画教学工作室“哈定画室”。 　　在展览上可以看到“决澜社”部分主要成员的作品，如庞薰?l和丘堤夫妇、杨秋人、王济远。展品中包括出版于1932年10月11日的《艺术旬刊》影印本（第一卷第5期），刊载了由倪贻德撰写、经庞熏?l、王济远同意的《决澜社宣言》。庞熏?l和丘堤这对因决澜社结缘的伉俪，在此次展览上呈现的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上，都呈现出有爱的呼应感。丘堤的《幽色在野》和庞熏?l的《瓶菊》，分别创作于1930年代初期和1974年，虽然画面上看去一个稚拙简单，一个精心细致，但从立体的瓶花图像转化为平面的构图、装饰性强烈的特点来看，二者是相当接近的。王济远的作品是一幅自画像，画中他左手执画笔，眼睛望向画外的观众，在他和画布之间站着一位金发红唇的黑裙女士，观众的视线在这三者间跳跃，似乎看到三个空间的交叠，画家观看描绘对象的空间，被画者的空间，画家看着镜子的空间。杨秋人也是决澜社一员，展出了他的纸本油画《朝阳》。 　　表现时代生活的作品，有钱延康的油画《师徒共同在操作》：机床旁，一个戴着眼镜看上去书生气质很浓的青年，在指导另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如何操作机器。曾组织“时代美术社”的许幸之，他的《钢铁森林》上烟囱林立、浓烟滚滚，趋近写实的画法又有几分儿童画般的稚拙感，厂房的黄色墙壁与橙色屋顶，成为砖红的烟囱和铁灰的高塔之间的亮色。杨可扬的《上海纪实》，简洁直白地表现了上海的城市建设，低矮老屋被高楼紧紧包围，吊车的铁钩悬在破旧的屋顶上，“时髦”的“拆迁”二字不由蹦出观者脑海。 　　创办了“哈定画室”的哈定，展出的是一幅人物画《母亲心中的花朵》。这幅表现母子深情的作品可能不需太多笔墨，但关于“哈定画室”在美育历史上所书写的重要篇章，应当是期望观众注意的重点，因此，与哈定画作一同展出的，还有哈定编写的《怎样画人象》、《怎样画铅笔画》两本书的影印版，在当时因为基础美术教育匮乏而供不应求、连连加印。哈定从张充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