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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绕南华蝶正飞.doc
梦绕南华蝶正飞
仲秋时分,外子携我去美东度假,探亲访友。
此时的宾州,层林尽染,秋意正浓。独自漫步在锦毯般的丛林里,看秋风舞“蝶”,翩翩跹跹,神思飞扬,心随物化。一想到“逝者如斯”,旋转在心里的却是伤逝之情。
“叮咚叮咚”,是手机短信的铃声,声音急促,不安,绊住了我的脚步。短信来自好友南希,惨白的屏面上,衬托出一行幽黑的字:罗师母今天上午十时往生。
我心一紧,顿感窒息。对师母远行,心理早有准备。临行前去医院探视,老人正酣睡。在一旁守候的女儿燕芬欲唤醒母亲,被我和外子阻止,说回来再来请安。谁能料到,师母却在我刚刚离开夏威夷的第二天,真的往生了。燕芬上次说,妈妈醒来还问,说这些天怎不见艳群?她回答说,她来了,您都在睡觉呢。未曾想,这一问,竟成了老人弥留之际留给我的遗言。
师母曹晓云,乃恩师罗锦堂先生之夫人。十几年前,因好友刘丹霞介绍,我有幸认识了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荣休”教授罗锦堂先生。罗老当时近八十高龄,仍坚持每天清晨在校园散步、到图书馆看书。我就是在校园的咖啡厅与罗先生初次见面的,一见之下,即被罗老的长者风范和丰富的学识所折服。不久,我登门拜访,得以与师母和他们的小女儿罗燕芬相见。原来师母也是湘籍,是我定居夏威夷所遇到的第一位同乡,话题自然多了些有关故乡的人事,谈论不休。
罗师母祖籍湖南衡山,出身名门望族。外祖父赵恒秉,是原湖南省长赵恒惕之兄弟;外祖母姓曾,也因此,她母亲从小在曾国藩家长大。罗师母的祖父曹右芹,乃清政府庚子赔款最后一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师母的父母早期也留学日本。父亲曹先锟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书时,与田汉为上下铺的室友。他一辈子只会唱一首歌,那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回国后,曹先锟先生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他提出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成为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抗日的最有力的宣传口号,曹先生因此荣获勋章。1946年,曹先生被派往台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属下的《扫荡报》社的社长。报社因多次发表社论抨击时弊被取缔。随后曹先生受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的校长刘真所聘,执教该校。师母出生于衡山,幼年便随父母迁至四川,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渡海赴台。
历史,在山河巨变的年代中,酿成半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家庭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悲剧,却也鬼使神差,出乎意料地成全了不少美满姻缘。罗先生夫妇即属于其中的幸运者。若非命运将他们抛掷台湾,罗先生这位甘肃陇西才子,怎能与远隔千山万水的楚国湘女邂逅,结为连理?这段佳缘,印证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古话。
每个婚姻后面都有一段动人的恋爱故事。我是在病房里不期然听得罗先生夫妇的故事的。当时师母还有精力说话,为了多陪陪她,我引出此话题。罗先生兴致勃勃地讲,师母在病床上笑盈盈地补充,燕芬在旁边也一知半解地听――她从未听说过父母的故事。
两人的姻缘,既巧合,也平实:一个午休习惯竟促成良缘。刚从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罗先生,随即参加预备军官训练,被分配在台北开车,中午没地方午休。历史系一位曹姓同学建议,他有一位本家住在附近,可借他家的房间休息。如此一来,罗先生与曹父先锟先生就成了朋友。当时曹家大小姐还是个中学生,穿着黑裙子,常躲在闺房里不露面。后来,眼见女儿一天天长大,即将从大学毕业,曹母开始留意这位常出入她家,身高一米八,敦厚又好学的西北青年才子,频频请他吃饭,或打发小弟曹希寿给他送吃的。才几岁的小弟也不把罗哥哥当外人,有时候会向他要些零钱买包子吃。(师母插话说:“我和锦堂出门,他也像尾巴一样,一定要跟着,甩也甩不掉。”众笑,如今已67岁的小弟曹希寿也在旁边,难为情地摸摸秃顶的头。)书香门第的曹家,从未嫌弃罗先生为一介穷书生,他们看中的是他的学问与秉性,有意将曹家大小姐许配与他。一日,同事见罗先生走过来,忙拱手作揖,恭喜他订婚了,他却不知所云。同事旋即找来当天的报纸指给他看,他才知道,曹母做主,自己“被订婚”了。(罗师母感叹道,那个时候的罗锦堂啊,又憨又穷,穷巴巴的,连婚礼上穿的西服,皮鞋都是她准备的。语气中没有轻视,只有绵绵柔情。)
不过,这个“穷人”福气可不小,在一年内立业又成家,可谓双喜临门。1960年,32岁的罗先生刚刚通过台湾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成为第一位文学博士候选人。然而,博士不等于财富,虽说罗先生出生于大家族,殷实的生活却在他离开大陆后彻底改变。1948年,他由陇西保送至上海复旦大学,却被人暗中调换名字,改派到台湾大学,他手上的“袁大头”也因台币是台湾的流通货币而急剧贬值,如同废物。抵台后,他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身边所有的财产,只是随身携带的一顶蚊帐,一张草席以及简单的行李;唯一的一条长裤,早上洗好,晾干,下午便穿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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