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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审查员这样审片 　　当我们由郑大卫领着走进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处1号放映厅的时候，看到的是与电影院VIP厅相似的配置。大银幕、按6个梯次排开的34把红色皮质座椅、不到100平方米的面积，当然也配备了胶片和数字放映机，这是电影院的通用标准。 　　在走进电影院与影迷见面之前，广东本地制片单位摄制的各类影片，必须在这里先行放映、接受审查。 　　电影审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是个不陌生，但颇神秘的存在。而对于郑大卫来说，是与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秘书长并列的另一份工作。 　　他是广东电影审查委员会12名委员之一。 　　“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说到电影审查，郑大卫开门见山地说，“对于中国电影审查的现状，其实我们审查委员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生杀之权 　　电影审查有严格的流程。以广东省为例，通常是由制片方提出审查申请，并把摄制好的成片拷贝在影碟里，交到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 　　随后郑大卫和其他审查委员就会收到电影处的审片通知，包括时间、片名。这个队伍的成员，除了省局的领导，其余多是与电影有关的从业者，包括金牌电影发行人赵军，电影策划专家、人大代表祁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者刘海玲、广东省电影行业协会会长林西平等。他们要答复是否参加。 　　继2010年广电总局将终审权下放到部分省市，在北京、吉林、广东、浙江、陕西、湖北等地试行属地审查之后，今年4月份开始，电影终审权下放到全国各省市。地方广电局负责综合审查员的意见，颁发《影片审查决定书》，而最终宣布发不发龙标的生杀大权，依然在广电总局。 　　2010年，广东省广电局新成立的电影管理处的领导找到了郑大卫，问他有没兴趣帮忙审电影。 　　“好啊，审电影没有问题啊。”郑大卫很爽快地就成了新成立的广东电影审查委员会的一员，虽然当时他知道的只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委员也是由电影各界人士组成的，比如导演谢飞、学者郑洞天等人。 　　而在广东，12个审查委员很难全部到场，一般只要够3个人就可以审片。为了使尽量多的审查员到场，审查影片的时间，多数会安排在周五下午。 　　审查员们按约定时间陆续到放映厅坐下，人齐了就开始放片子。放映结束，灯亮起，就会有一张《影片审查意见表》被发到每个审查员的手上。 　　审查员们要做的是，分别对影片的“思想性”“艺术性”“制作水平”按5分制进行打分，3分以上才合格。最后在“通过”“修改后再审”“暂不通过”“不通过”四个空格里选一项打上勾，一部投资以万元甚至亿元为计算单位的影片，命运在此便见分晓。 　　在担任电影审查员的四年多时间里，郑大卫每年审过的片子从20多部，上升到去年的40多部，今年还将更多。郑大卫说，他从来没试过打1、2分，一般都会打3分。 　　像电影《活着》《蓝风筝》那样在审查时被告知不通过的“枪毙”事件，在广东暂时还未有过先例。每部电影公映前，都要经过立项审查和成片审查两个关口，双证齐全――摄制许可证、公映许可证（也就是被允许在大陆公映的电影片头那个再熟悉不过的“龙标”）。郑大卫介绍，立项审查通过的片子，完成片的审查一般不会枪毙。枪毙的原因一般是拍摄过程中途擅自修改了剧本。这会很麻烦，而制片一般不敢冒这样的风险。 　　即使是“修改后再审”也为数不多。珠江电影集团摄制的《非狐外传》被要求剪了一个穿着有点暴露的镜头。“修改要花钱，大家心里也都有一把尺度，不可能去拍一个要改得一塌糊涂的片。” 　　最常见的情形是，审查委员们说一句“行，通过吧”，然后感叹片子又白拍了。这时候，决定片子生死的，已经不是审查，而是市场了。有一组残酷的数据，去年国产电影拿到放映许可证的有700多部，院线上映了两百多部，其中够通过票房盈利的仅10%左右。全国截至8月份有12000多张银幕，其中广东占了三分之一，连续13年票房排第一。但广东本地制作的电影能像《大闹天宫》挤入2014年大陆电影票房前三的是少之又少。 　　“广东市场很好，但制作太糟糕。”郑大卫颇感恨铁不成钢。“很多片子在选材、故事性、技术性上拍得非常糟糕，我们都知道电影院老板不会放。这种现象全国都有，我们看了都觉得心塞，花了那么多钱拍成这个鬼样。” 　　“DVD是我的二奶” 　　喜欢电影文化，瘦骨嶙峋，外人很难说清楚郑大卫身上的这两个特征到底哪个更鲜明。如他自己所说，在广东电视台大院进进出出的人群里，他颇具辨识度。因为太瘦，郑大卫几乎没有短袖衣服，在夏天的装扮也是长袖衬衫加电视台服。只要跟保安描述“很瘦，穿衬衫和电视台服的”，保安很快就会意要找的是哪位。 　　他的许多朋友更是清楚，他的家里收藏了数万影碟，占满了书房的三面墙。大卫每周都要出去淘影碟，他工作以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书房与电影一起度过。“书是我的老婆，DVD是我的二奶”，这是他的口头禅。 　　郑大卫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