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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诗的“公共性”及其边界 　　主持人：何同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讲师 　　对话者：王家新 诗人、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振亚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梵 诗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时间：2015年4月11日上午9：30―11：30 　　地点：盐城工学院 　　文字整理：何同彬 主持人的话 　　这次讨论最初拟定的题目是百年新诗与启蒙的关系，我自作主张，把题目更改为现在的题目，也即把启蒙的问题置换为“公共性”的问题。为什么做这种调整，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就启蒙与“公共性”的关系来看，“公共性”是启蒙的基础，康德在谈到启蒙的时候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福柯也认为：“当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运用相互重叠的时候，启蒙就存在了。”从以上观点我们不难看出，启蒙或公共性这样的话语指涉政治是必然的。其次，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性话语（包括诸如公民、公共性、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等）就越来越显现为当代中国各种话语场域中的核心话语或热点话语（汉娜?阿伦特、尤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齐格蒙特?鲍曼、理查德?罗蒂等人的理论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尤其新媒体蓬勃发展之后，个人性、私人性、私人领域的问题转换为公共问题越来越迅捷、便利，这即给中国公共性或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带来了生机、契机，也同时把中国亟待厘清的公共问题变得愈发暗流涌动、波谲云诡。就当代诗歌而言，以公共性话语审视当代诗人、诗歌应对或介入现实的能力、方式的相关研究，大致是从2008年地震诗引发的讨论开始的，诸如《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诗写作与公共性：对“地震诗潮”的再思考》（赵薇）、《公共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多重互嵌：从“地震诗潮”看当下诗歌的社会功能变向》（罗小凤）、《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向天渊）、《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新世纪诗歌的几个侧面》（王士强）等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像我个人去年参与的唐晓渡老师主持的“诗歌与公共空间”的笔谈（包括唐晓渡《内在于现代诗的公共性》、耿占春《政治的秘密性与诗歌的公共性》、何同彬《当代诗歌“公共性”想象的政治边界》等），也是讨论当代新诗与公共性的问题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新诗的公共性问题是一个近二十年的新问题，相反，它是一个与新诗的诞生、发展伴随始终的老问题，而公共性只不过是在知识和话语更新的前提下替换了诸如诗歌与启蒙、诗歌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诗歌如何面对现实、诗人如何自我定位、诗歌教育、诗歌传播等讨论已久的问题。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这样一场讨论会而言，“百年新诗的公共性”无疑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涉及的问题非常多，为了避免讨论失之于浮泛或漫无边际，我个人建议，首先讨论的历史语境尽量以当下或1980年代以来为主;其次，讨论最好能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 当代新诗和诗人还具不具备公共性？百年新诗到底为中国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发展做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2. 如果新诗可以具备和实现公共性，那什么是新诗的公共性？其公共性如何体现？譬如，一首诗有公共关怀、现实反映或明显的政治意图，是否就意味着其有公共性。或者从诗人的角度看，诗人在承担公共价值时具有怎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否能真正转变为我们所希冀的公共特征，在遇到重大、重要的社会问题时诗人能否发出独特且有建设性的声音，在推动公共生活、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3. 新诗和诗人在行使公共性职能的同时，如何维护自主性或个人性？ 　　4. 新媒介、新媒体（主要是网络空间，譬如时下具备最大公共特征的微博、微信等）对于诗歌的传播及其公共性意味着什么？对于诗人的时代形象和公共特征、公共职能将起到何种复杂的作用？ 新诗“公共性”的构建 　　何同彬：诗歌的“公共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诗歌、诗人价值的古老问题，或者说是来自于柏拉图的“古老敌意”的永恒问题，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申明”：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接纳它。从那时开始，拥护诗歌的人必须为诗歌提供辩护，“不要滔滔不绝的雄辩，而要合情合理的辩护”（宇文所安）。百年中国新诗无疑也始终面临着这样的质疑，诗人们通过写作甚至政治实践，重复性又似乎是徒劳地做着“自我辩护”。家新老师有一篇文章《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开篇的一段话就十分精确地描摹出，中国诗人在社会的“公共性”与诗歌的私人性之间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在中国，做一个诗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仅要倾尽心力从事于写作的艺术，把自己献给他所信奉的那些价值，还要时时面对来自读者和社会的要求。纵使他执意于成为一个纯诗的修炼者，现实世界也会不时地闯入他的语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