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决定声音：“整理国故”与“创造国新”.docVIP

目的决定声音：“整理国故”与“创造国新”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五四”时期诸如“新旧”、“死活”等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争论早已随着时代的逝去而尘埃落定，但事实上，“五四”先辈所争论的诸多问题以及思想交锋，在过去百年里一直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时代主题改换的今天，心平气和地回到历史现场，揭去因时代和言说所造成的遮蔽，去回顾现代文学文化的构建历程，这对讨论当今中国文学和文化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走上历史舞台，他们崇尚进化新论，介绍西方思想，呼吁“文学革命”，摒弃旧有传统，试图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他们所主张和宣称的都是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反叛，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但有趣的是，几乎在他们发起“文学革命”、反对文言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及新文学家与他们所敌对的“守旧文人”一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理国故”运动。 　　回顾这场“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发展以及结局，可以看到其与新文化运动者在文学革命潮头上所表现出的狂飙突进有着鲜明的对比，体现着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旧文学的某种别样态度。此外，“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的关系，这几乎可以看成是放大了的“白话”与“文言”，这两组概念的冲突和境遇着实耐人寻味。 　　1919年，《国故》月刊创刊，宣称要“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其主要作者为罗常培、张煊等北大学生，以及后来常大骂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刘师培、黄侃等人。有意思的是，就在同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创立社刊《新潮》，其骨干则是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胡适担任顾问。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上提出创办刊物的目的之一是“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随后他又发表文章称：“中国学问不论哪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这实际是正式提出要“整理国故”。 　　在当时看起来，新文化人对“整理国故”并无反感，比如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评价“国故”这个词“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也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果懂得‘国粹’？”很多新文化人也都大体认可这一说法。 　　几乎在同时，代表新旧文化、文学的两个阵营，都提出并参与对中国旧有之学问进行整理，甚至“昌明”。不过，本来目标一致的《国故》与《新潮》却很快陷入了互相指责之中，他们对研究、整理“国故”的方法和内容进行激烈辩论。首先是新潮社毛子水在《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中对《国故》提出批评，《国故》方面的张煊马上撰文《驳〈新潮〉〈国故与科学的精神〉篇》予以反击，随后毛子水发表驳文进行回应，这期间吸引了胡适、傅斯年等其他学者纷纷加入讨论。 　　有趣的是，我们从双方的激烈争论中，可以看出在很多问题上，他们是具有很大共识的。首先说，双方都是赞成“整理国故”的。《国故》方面毫无疑问是宣扬国故的，而《新潮》社方面同样也并不否定“国故”的价值，毛子水说的很明确：“国故也有国故的好处，我们当然不可绝对的蔑视他。”其次，双方都宣称“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国新”。毛子水宣称要“造成一个能够和欧化‘并驾齐驱’的‘国新’”；傅斯年宣称“我们若要做古人的肖子，也当创造国粹”；《国故》社的张煊也表明整理国故的目的“非为保存败布，实欲制造新纸”，指出整理国故就像用旧布造新纸那样，为了创造中国的新文化。正如刘师培所言：“《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这足以表明，守旧文人和新文化派最初在“创造国新”与“整理国故”的问题上，至少从目的上并不冲突，都是为了创造新文化，只不过之后形势的发展出了变化。 　　实际上，这场辩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不过它所带来的影响远比其讨论的问题本身要大得多，因为经过这次讨论将很多人的目光吸引到“整理国故”中来。尤其值得注意是胡适，1919年底，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篇文章既为“整理国故”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标志着胡适正式加入整理国故的行列。 　　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通过对整理国故的方法、宗旨、步骤的规划，将“整理国故”纳入到“再造文明”的事业中去，将整理国故融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步调之中。此后，一直站在新文化运动潮头的胡适，一边高呼“文学革命”，一边阐释“整理国故”。在初步规范“整理国故”的方法和宗旨之后，胡适逐渐深化整理国故的理论方法。1923年，胡适在为《国学季刊》撰写的发刊宣言中再次就“整理国故”方法进行细化阐释，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应该说，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