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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聚焦与知识分子的精神透视 　　作家须一瓜长期供职于媒体，对于媒体人的生活状况可以说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但在她的小说写作历程中，对于媒体人的生活却甚少涉及。但这一次，在长篇小说《别人》（载《人民文学》2015年第7期）中，一向小心翼翼的须一瓜，却抡开了膀子，直击媒体与媒体人的生活状况了：“是的，《别人》用的就是‘窝边草’。它描摹了一块世事善恶的集散地，一个人心情志枢纽中心。它用媒体框架，写了媒体人的梦想与梦魇，欲望与挣扎，写了世相人心中的妖与妄。是的，我到底犯忌了：本是‘太熟了，不好下手’的平素回避地，我终于走了过来，嗅着窝边草。”①为什么要突破自我约束大写特写媒体生活呢？一个关键的问题，恐怕就在于媒体本身就有着一种突出的镜像功能。所谓媒体，指传播信息的媒介，在当下时代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说，存在着电视、广播、报纸、周刊（杂志）这四大传统媒体。具体到须一瓜的《别人》，她所集中描写展示的，乃是一群供职于报纸的媒体人的工作、生活与精神状貌。须一瓜这一次之所以要以正面强攻的姿态直击表现媒体人的生活状况，与她为自己确定的深度介入表现当下时代严重社会问题的创作主旨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能够极其有效地把媒体人的生活与严重社会问题拼贴连接在一起的，正是新闻事件。一方面，只有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事件方才有可能进入媒体人的报道视野之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具有负面效应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从事于新闻报道的活动过程之中，媒体人自身的生活状况与精神世界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在这个意义上，须一瓜笔下的媒体，实际上也就具有了双重的镜像功能。一方面映照表现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反观表现媒体人自身的形象。 　　问题在于，一部旨在透视表现媒体人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别人”呢？这里的“别人”，最起码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意味。其一，从职业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庞贝而言，她的那些传媒同事们可以被看作别人。其二，相对于包括庞贝在内的报纸传媒从业者而言，其他林林总总的社会公众可以被看作别人。其三，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相对于庞贝而言，大夫马佛送可以被看作是别人。归根到底，正是通过对由众多他者所构成的别人世界的艺术展示，须一瓜一方面把批判矛头尖锐地指向了社会问题成堆的当下时代，另一方面也对以媒体人为主体构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足称犀利的透辟解剖。我们注意到，同样还是在小说的后记中，须一瓜有一段从马丁?布伯《我与你》中生发出来的智慧说法：“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反对主体间的关系堕落为主客体间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现阶段人之间的严酷现实），而是建立自由、平等、尊重的真正的人性化的关系。我们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文化危机，就是个体间的失落与主体间的疏离。他认为，人真正的存在，实现于没有任何目的、期待、手段、的‘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与它’的关系极度膨胀，使人难以返回‘我与你’的关系中时，人的存在就是不健康的。《别人》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②必须承认，作家的现身说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进入《别人》的艺术世界。然而，倘若允许我们再想得多一点，那么，须一瓜的“别人”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萨特意义上的“他人”。萨特在一种存在主义的层面上强调“他人就是地狱”，强调他人乃是一种自我主体之外的异质性构成。马佛送因为距离遥远而成为庞贝极不了解的一位“别人”自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异处在于，江利夫虽然是庞贝彼此投契的同道与知己，经常活动在庞贝的身边，但后来的东窗事发却还是让庞贝大跌眼镜。在这个意义上，江利夫完全称得上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须一瓜“别人”更深一层的形而上意涵，恐怕正在于此。究其根本，一部《别人》，意欲深度探究表现的正是一个由很多个“别人”构成的现实社会，正是这些个“别人”那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内在精神世界。 　　首先进入须一瓜关注视野的，是当下时代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日子报》记者庞贝因为酒后大闹派出所醉打警察的问题差点被停职下岗，非常器重她的报社老总花利民特意安排她担任新成立的“食品报道组”的负责人。报道组由三人组成：“庞贝，括弧里写金牌记者；段恺心，括弧里是省双十佳记者；罗加加，括弧里写食品专业记者。”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因为食品安全事实上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食品报道组”的成立，马上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报道活动一开始，专设的热线电话就被反映问题的老百姓给打爆了。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庞贝这个“食品报道组”的采访报道活动，当下时代日益严重威胁着国人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方才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毒鸭血问题、有毒的化学火锅汤，连调味品区也简直沦为“化学品专柜”。为了证实这些化学品的“奇效”，庞贝他们果然动用“一滴香”烹调出了一桌香喷喷的盛宴，其美味直让自己不知内情的媒体同事们赞不绝口。但“一滴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