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响（随笔）.docVIP

百年回响（随笔） 　　这是一个流行纪念和遗忘的时代。换言之，我们习惯了在日复一日的喧嚣中去选择憔悴的、没有质感的生活，于是大家都沉浸于现象的满足，对于崇高的遗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露骨并且肆无忌惮地出现。在此我们必须重申一个命题――关于近代“回回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今天的重申不是为了宣告抗议，只是为了防止被记忆湮没。坦诚地说，我宁愿没有以此为题进行写作――因为每一次宣传其实都是一种无奈的抗争，因为最好的纪念原本就应该心照不宣。最冠冕的口号背后往往是最大的失语。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这只是我的举意。 　　在回溯这场基于群体自觉和民族自救意义上的伟大运动的时候，我的面前浮现出先贤先驱们背负希望彳亍前行的背影。它们与整个国家的智识群体同行共伍――他们本就属于这个群体。自胡登洲、王岱舆以降，回回民族的精英和智识阶层就从未把自己分离于这片土地之外，他们既没有盲目排斥汉文化，也从未把自己当作另类。“以儒诠经”就是回回民族的先驱第一次基于危机与文化自保意识之上的文化复兴活动。藉由经学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出现了明末清初汉文译著的高峰，其袅袅余音衍及有清一代至于民国肇兴。 　　如果说明末清初的先贤在权衡与抉择之后的“以儒释伊”是回回群体的第一次文化复兴的话，那么民国时代的“回回民族新文化运动”无疑就是一千四百年以来的第二次。如果说第一次文化复兴偏重于学术构建与教门阐释的主题的话，那么在晚清以降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第二次文化的复兴则更具有回归与振兴的意味。如若非要定义的话，百年之前回回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回族知识分子鉴于国家的动荡舛运和本民族的积弱积贫，为振兴国家、民族和宗教而在回族群体中掀起的一场以兴教育、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 　　这场运动的得名缘起于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他称这次运动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先驱秉持着开启民智、发展教育、改革宗教、振兴民族、凝聚人心、化除畛域的宗旨，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在回族社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主流学界代表的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彼时处于边缘的这一群体，除了当时回族先驱们开眼看世界的种种自救图新的举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之外，更是当时的局势使然。日本咄咄逼人的“大陆政策”反映在学术上即以所谓“本部十八州”为其政治阴谋服务，意在割裂边疆与内陆的天然联系。顾颉刚先生深知此等学术概念构建对于国家利益的利害，故而他在《回教的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提及：“日本的大陆政策……才使我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西北最有力量的回教徒……这固是回教徒发展他们宗教的好办法，实在也是为中华民族筑好一层坚固的底层……”。顾颉刚先生以其专业的学术敏感深刻感知到了回回群体之于中华民国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意义，因而他在所办学术期刊《禹贡》第七卷第4期当中撰写《回汉问题及其应有的工作》一文（原载于《独立评论》），着重提出应从文化入手，发扬回教学术文化以期共同缔造民族国家，他提出了诸多宏愿，如开设回回的文字语言的课程；在各大高校史学系当中设立中国回教史专门的课程研究；请求政府对于回教自办的中小学公堂给予各种便利；广泛搜求回教书籍，在适当的地方建立伊斯兰专门图书馆；组成大规模的学会、建立由回教人主持的回教文化研究中心……这些提议当中的无论哪一项在今天看来都足以使族内的学人振奋，振奋不仅仅是因为顾颉刚先生寄予的宏大全面的铺展在百年之前的中国学术界早已有过若干实践，更因为这个美好的尚未实现的愿景――直到现在依旧牵动着族内教内有识之士的心。 　　可以说，顾颉刚先生亲手为回回民族文化的未来描绘了前途和愿景――直到今天，藉由《禹贡》为平台所奠定的关于回回民族和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和脉络，依然是前沿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在我们回顾这场规模盛大的文化运动的时候，尤其不能忘记顾颉刚先生的工作。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前途的考量，顾颉刚先生以其深邃的视野和宽广的情怀，能够放下身段学习当时尚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这尤其值得当今某些寄食于伊斯兰肢解伊斯兰的所谓学者思考。因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兴盛文化的举动是在主流学界的认可和鼓励之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看到当1936年成达师范筹办福德图书馆时，27位筹备发起人中就有蔡元培、陈垣、翁文灏、朱家骅、顾颉刚、陶希圣、姚从吾、梅贻宝、冯友兰、徐炳昶等多名汉族学者，顾颉刚先生与唐柯三、白寿彝三人还被推举为常务委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捐书者中多有国家教育与文化实体及汉族学者，如国立北平研究院、禹贡学会、燕大史地周刊社、燕京大学图书馆、蒙藏委员会、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海军部、实报社、东方书社、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冯友兰、阎百川、张履贤等。（以上内容可参阅《成达师范学校筹建图书馆》和闪克行《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