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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故事与新问题：新启蒙话语的困境 　　2013年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于《十月》杂志第2期上，立即在早已远离“大众”的文学圈产生热议，小说也很快出版单行本，并荣获《中国作家》和“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3年度最佳中篇小说奖。赞美者认为这是一部讲述当下青年人个人奋斗失败的故事，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剧”（孟繁华：《从高加林到涂自强――评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批评者则认为这种讨好“现实”的作品只不过说出了“阶层固化时代众所周知的事实”（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缺乏个人精神层面的反思（曾于里：《只是个人悲伤――对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一点批评》），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并不否认这部作品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某种“现实”。前些年，方方创作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发表于《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因触及工人下岗、房地产等热点议题同样引发关注（尤其是2012年改编为同名电影之后①）。两部作品的主角农村大学生涂自强和下岗女工李宝莉都携带着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社会记忆，他们属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时代的典型人物，不管是涂自强离开农村走向城市，还是李宝莉从工厂下岗“从头再来”，都与社会改革、体制转型有关。他们是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所解放的主体，这种以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勾画于198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②。方方用这些“老故事”来处理新世纪以来市场化改革所遇到的新问题，涂自强最终没有能够按照1980年代的现代化逻辑留在城里，而自谋出路的李宝莉也没能留住自己的“房子”。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既预示着1980年代所累积的新启蒙/社会改革/现代化共识的破产，又呈现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全新格局下所带来的反启蒙困境。 一、涂自强为何要进城：1980年代的 新启蒙话语与城乡叙事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涂自强，离开封闭的大山来到武汉读书，依靠勤工俭学勉强读完大学，却没能换来城里的美好生活，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连给母亲养老送终的孝道都没有完成，这种人生悲剧被涂自强自述为“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③。这句话来自于涂自强初恋女友给他的分手诗“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这诗如“咒语”般决定着涂自强的人生轨迹。“不同的路”、“不同的脚”并没有让涂自强走出“不同的人生”，他的自强之路就是自取灭亡的毁灭之路。不过，相比《万箭穿心》里没有文化的女工李宝莉心甘情愿接受命运的安排，“天之骄子”涂自强本应拥有“美丽人生”，因为这是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对个性解放的允诺。 　　这部小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路遥的经典作品《人生》（1982年），有很多批评家认为这就是新的《人生》。涂自强与三十年前的高加林相似，都面临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的问题，这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之选。《人生》的开头段落就引用了社会主义作家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④。这段出自柳青代表作《创业史》（1960年）中的话，既是对《人生》这部作品的解题，也是对高加林的“人生总结”。需要指出的是，从《创业史》到《人生》关于“人生”的选择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从关于乡村的文化想像来说，这种1980年代启蒙视野下的落后乡村在1960年代的《创业史》中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空间。《创业史》把蛤蟆滩这一“五四”以来作为“乡土中国”的封建空间叙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田园，因为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现代化的实践中，农村不仅不是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他者之地，反而是追求与城市一样的工业化空间，这种农村的“在地现代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田园”的想像，既是现代的、工业的、机械的，又带有农村的田园风光，这与西方现代化话语中构造的两种乡村图景“愚昧、落后的前现代”和“诗意的、浪漫的乡愁之地”是完全不同。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文化任务正是把这种现代化田园重新变成落后、愚昧的前现代乡村，《人生》就是这种新启蒙/现代化叙事的产物。 　　这种封闭的小山村与熙熙攘攘的城市想像被具体体现为一种文化/知识的区隔，也就是用知识劳动与体制劳动的差异来隐喻城乡秩序。就像《人生》里的高加林不仅有文化，而且“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高加林回到农村就面临着每天要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生活，“对于高加林来说，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到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