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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海南文化研究现状及相关思考 　　摘 要：苏轼是海南文化史上一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已有的对于苏轼在海南期间文化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贬谪海南期间活动事迹的全面考察、与黎族人民交往的专题性研究、思想研究、文学创作研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海南文化现象的研究等五个方面。但对于苏轼与海南文化关系的考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代海南的文化建设至少可以从苏轼那里汲取两点经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始终面向内地、面向全国的文化视野。 　　关键词：苏轼 海南 文化 　　与多数内陆省份相比，海南的经济算不上发达。建省办特区以来，文化建设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09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海南省委、省政府组织编制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祥和的开放之岛、绿色之岛、文明之岛、和谐之岛”，这样就为海南的文化开发及文化产业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机遇。 　　建设海南文化，一方面我们可以放眼国内外，吸收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向海南自身的历史追寻，从中挖掘构建海南文化的必不可少的源泉。回顾海南的发展历史，其实并不缺少历史文化资源。白玉蟾、苏轼、丘■、海瑞等历史名人曾经出生或长期生活在这里。其中，苏轼无疑又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公元1097年，苏轼因为触怒当权者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到1100年北归，苏轼共在海南生活了三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兴办学堂，发掘水源，与黎族百姓和睦相处，并留下了丰富的诗文作品。另外，他在医学、药学等方面也颇有成就。他培养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并对海南的文化教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戴肇辰《重建东坡书院并修洄酌亭记》曾言：“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后公北归，郡人遂即公所尝至之地，建为书院，而名之曰东坡，示不忘也。”{1}“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这句话绝非过誉之辞。对于这样一位对海南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人物，深入对其开展研究是理所当然的。 　　回顾国内学者已有的对于苏轼在海南期间文化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于苏轼贬谪海南期间活动事迹的全面考察。这方面的研究古已有之，如清代冯应榴的《苏文忠诗合注》与王文诰的《苏文忠诗编注集成》以系年的方式对苏轼的诗歌进行编集，其中就包括对苏轼海南期间事迹的分析。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文学家林语堂先生旅居美国时，创作了影响深远的《苏东坡传》，对苏轼生平经历进行了充满诗意的解读。其中第27章“域外”部分就是对苏轼谪居海南期间经历的描述，包括与“土人”的交往、与“春梦婆”相遇的趣事、制墨焚屋等，既有史实的考证，又有人物传记的灵活。当代研究苏轼事迹的集大成性著作当数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其中对苏轼海南期间活动的梳理较为详尽。此外，阮忠先生的《天涯守望：苏东坡的晚年的海南岁月》及李景新先生的《天涯孤鸿苏东坡》属于更加具有专题性的苏轼海南生活传记式著作。论文方面，如韩敏《苏轼谪居海南事迹系年》、周伟民《流放者的心路历程――苏轼在海南》、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巩善鑫《他年谁作舆地志，万里海南真吾乡――苏轼几贬居海南的生活和功业》等，都对苏轼在海南期间的活动经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 　　二是对苏轼谪居海南期间与黎族人民交往的专题性研究。如管林《苏轼与海南黎族》一文，考察了苏轼居儋期间与黎子云兄弟等黎族同胞的交往，认为“苏轼在与黎族同胞的交往过程中，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他后来离开海南北归时，他还高兴地穿着黎族的衣帽。”而苏轼之所以能够正确地处理黎、汉关系，“首先是由于苏轼有一个进步的民族观”，“其次是由于当时朝廷的迫害，生活贫困，使得苏轼与当时的黎胞思想感情上产生更多的共鸣”。“除了上述两个主观因素之外，苏轼与黎族同胞友好关系的建立，还有客观上的条件。苏轼在儋州的那段时间，汉、黎关系比较缓和。”{2}作者还引用了《儋县志》卷八“海黎志”中的记载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是对苏轼在海南期间思想的研究。如陈丽《从苏轼在海南的诗文究其晚年的人生观》一文指出：“晚年时，苏轼在生活上以佛老思想为主导，更多地采取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态度。这种处世哲学是他身处逆境时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使他无往而不乐。当他遭贬海南儋州时，正是这种人生观使他勇敢地生活下来，直到北归。”{3}该文引用了大量苏轼在海南的诗文来看他在海南的生活状况，从而证实苏轼晚年的“超然豁达自适其乐、忘得失齐生死”的人生观。又如冯小禄《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试析苏轼的故乡观》一文认为：“苏轼有极其复杂的故乡观……苏轼还有浓厚思乡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