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的孩子.docVIP

葛水平：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的孩子 　　乡土生活进入文学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土文学还要继续发展，这个发展并不会因为城市化运动而变得没有了方向。 　　2004年是文学晋军新锐葛水平的幸运年。这一年，葛水平的小说《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和《喊山》甫一面世，就好评如潮。此后，人民文学奖、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荣誉纷至沓来，甚至有评论家盛赞她是山药蛋派的传人。 　　其实，她在文坛耕耘已久，轮番操练过戏剧、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创作。新时期初期，十来岁的她考取了长子县的一个剧团，开始了艰苦的演丫鬟的文艺生涯。“跑龙套”给了她宽裕的时间去思考，戏剧的文艺因子悄然融入她的心灵。对于她来说，“戏剧启蒙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发现好多文字跟着我，不写我便心痒难忍。” 　　那时节，她发愤读书并且开始写诗，随后考上了晋东南戏校。在校期间，她在地方文学杂志《热流》（《太行文学》的前身）发表了短篇小说处女作，后来相继出版了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河水带走两岸》等。她开始在《裸地》《我望灯》《第三朵浪花》等小说里关注乡村生活的精神“原态”，以及乡村人情伦理的撕裂与损毁。 　　与不少作家以诗歌踏入文学之门，以小说立足文学殿堂一样，她如今不太写诗歌，但是无处不在的诗意流淌在小说文本里。正如她所言：“社会蕴藉的东西确实更应该由小说这样的文体来承载，来涵容。诗歌推动着我悄悄成长，用它破形而出的暧昧，支撑着我文本诗意的叙述。” 　　如果说诗歌是台阶，散文是土路，它们送她走往远方，而小说让她重返故乡。作为一个出生在窑洞、从小与毛驴为伴的作家，葛水平经常说“我是一个蜗居在城里的乡下女人”。她本能地亲近故乡，把地域文化视为文字的灵魂，将“那些泥土上覆盖着的植被”当作自己文字的养分，文本中离不开故乡那些好人和疯子，总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她对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如数家珍，也从不吝啬辞藻表达对赵树理和沈从文等文坛前辈的敬仰――“他们文字的力量有共同的特质：一种贴近本原的生命的认知”。当然，她对未来的乡土文学更是充满信心：“随着中国城市化规模的进一步加快和扩大，原先意义上的乡土生活不是失去了被表现的意义，而是出现了更大更为深刻的表现意义和目标。” 　　下一部作品写什么？她坚定地告诉我：“还是写乡村，长篇，名字暂定《对手》。”昔日沈从文希望自己用文字建造理想的建筑乃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我相信，葛水平所要建筑自己的小庙应是立于乡村的土庙吧。在她的眼里，中国农民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才叫生活。当你低下头走进他们的生活，便知他们的生活其实是充满了声色犬马。而且，这一切都是和土地有关。 　　只要进入乡村， 　　人生戏剧和舞台戏剧会一同走进小说创作 　　卢欢：都说您的写作根源于故乡与土地。故乡、土地最初是如何融入到您的小说创作中的？ 　　葛水平：我出生并成长在窑洞里，土门土院。院中有一棵枣树，窑掌深处喂了一头毛驴，也就是说我是和驴一起成长的。大约长到六七岁，开始随我的小爷上山放羊，向晚的炊烟中，站着等我回家的小奶奶。窑洞的院子里有去年冬天新编的一领苇席，大人和孩子们就坐在苇席中央说话，有话不投机的，肘窝下夹了粗瓷碗站起身走了，不等到月亮中天，又叼着旱烟锅坐了回来。可以说，窑洞里的人们对生活绝不敷衍，他们的生活是具备了音乐韵律的，虽然，过着世界上最平淡本分的日子，却也滋生一些死去活来的故事。星光下那旱烟锅粗大明灭的情怀，有他们对生活不同寻常的况味。精神世界里他们的故事喂肥了我，闻着牲畜的味儿长大，我对乡村的感情，多少年之后，我只要看到大片里的黄土和色彩斑斓的粮食，我的鼻子就会发酸，会有眼泪掉下来。我不写他们活着时对命运的抗争，我就是一个不配小说疼我的作者，也是一个借着名利拈花惹草的二流子。 　　卢欢：年少到县城学戏这些最底层的生活对您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最近的散文《要命的欢喜》中，您从偶然寻得的一张清中期富家小姐的闺床生发出无限的思绪，也可见您对古典戏剧的熟稔。 　　葛水平：当时间和空间在氤氲日子中被分割为两段时，我的过去，理想对我的宽泛程度只有几亩地大；对未来，我唯一的写作是孤独日子的心迹记录。我的周围，每个人都似乎在期待什么出现，我似乎也在期待，期待日子将自己豁然剖开。我出生在乡下的窑洞里，打小家里连碗柜都没有，别说书柜。我父亲认为，活着能掌握一门技艺不吃闲饭就算活好了。父亲说你去学唱戏吧，就算没有好扮相，能唱成大把式的有的是。我是当时学戏中最小的学生，主角都叫大一点的同学演了，我一直跑龙套，当丫鬟。宽裕的时间给我思考，从戏剧台词和人物故事中知道了一些戏中被演绎的历史故事。戏剧启蒙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发现好多文字跟着我，不写我便心痒难忍。 　　戏剧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就是故事的传奇性和矛盾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