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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隐士 　　摘 要：中国古代多隐士，隐士多文人。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特色之一。“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隐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与审美理念，对于士人和社会，对于文学与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三千年，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既有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隐逸者个人的思想心理有关，也与儒道互补的文化气氛相联系，其独立人格和自我尊严是隐士人格中最富光彩的部分。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或厌倦官场时，往往回归到陶渊明，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借以安慰自己。隐士具有时代性，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隐士的存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士大夫的人格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不否认中国隐士命运多舛且自身存在着消极避世的思想及行为。 　　关键词： 隐士思想； 隐士特点；陶渊明；士大夫；自我独立人格 　　隐士思想，历来占据传统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它如隐士的形态一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知而无闷”的隐逸方式。如果强调一点来说，隐士思想与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便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要角色。至于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更与隐士思想，不可分离。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或老、庄，毋宁说道家渊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更为恰当。在现代的学者中，人们非常强调道家思想与隐者的关系，隐者被认为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它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一种思想，在内心抑郁得不到抒发时，就选择遁迹山林，寄情山水。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隐士思想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法和处世哲学。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他们洁身自好，不求闻达，只追求自身的修养境界，思想上都接近道家的清静无为观点。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繁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等。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 　　隐士的类型，根据士人隐逸的动机与目的，性格与情趣及隐居的方式不同，中国古代的隐逸者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第一种是淡泊型，这类隐士生活淡泊，甚或性格乖张，不慕功名利禄，无意升官发财；遁迹山林，逍遥于青山绿水之间；安若节，甘贪贱。如南朝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唯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数十载，终于老死山林。这类隐士不急于政治原因，纯属个人的洁身自好，有意逃避喧嚣的尘世，他们以名利为轻，心如止水，身似枯木，又襟怀高旷，笑傲万物。第二种是抗议型隐士，一部分是由仕宦而归隐，如陶渊明。陶渊明一生于士大夫最看重的隐士出处上毫不苟且，在这方面的人生选择，尤其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不同流俗的人格精神。随入世以来对黑暗现实的深入了解，陶渊明已经看透了东晋政权的腐朽及其灭亡之运的不可逆转。在古代社会，用仕行道，是孔子以来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最佳选择，而所谓“仕”，以孔子的初衷，仅为行“道”之手段而已。若世事污浊，道不可行，则退求其次，不仕而“独善其身”。所谓“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正是怀道避世，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之意。而陶渊明在仕隐的选择上，则完全坚持了理想主义的态度，他谨守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