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信力.docVIP

（一）司法不独立——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制度因素 制度是司法公信的核心层面，司法公信力更多地靠先进的司法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来塑造和体现。司法独立目前已成为各国普遍承认的司法制度原则，因为司法要取得公信，关键在于独立。[1]首先，司法独立能为司法公正提供制度支撑，而只有公正才有公信。其次，司法独立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保障，权威是产生信赖感的前提。对所有的法律纠纷，司法机关有最终的话语权和决定权，对所有可以接受法律评价的社会纠纷都应由司法机关最终裁决，其他机关则不具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也是维护司法权的基本前提。只有保持司法独立，才能维护司法的既判力，保证法院判决的执行，树立司法的权威，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要求和希望。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或其表征，人们常常用“三化”加以概括，即“行政化”、“地方化”和“非独立化”。所谓“行政化”，是指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在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的。所谓“地方化”，是指各级法院在人事、物资、财政等方面都要依赖于同级政府和党委，使法院在审判中不得不考虑和顾及地方利益，形成地方保护主义。所谓“非独立化”是指法院和法官不能完全独立地审判案件，受制于各种权力。[7] 其实，正是司法制度的“行政化”与“地方化”共同导致了“非独立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公信力。 从法律规定来看，上下级法院之间原本应该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但通过评比、考核、听取汇报、部署工作，上级法院几乎具有了所有的上级机关应当具有的权力，成为了下级法院事实上的领导机构。可见，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异化损害了下级法院的独立性。为降低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取得好的考核名次，下级法院经常在判决前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这使得二审法院因已对原案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即使受理上诉也很难做出不同的判决，使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当事人想通过二审获得第二次司法救济的期待只能落空。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一致沿用国家干部称谓，设立了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的等级体系，建立了以行政级别为中心的法官管理体制。在审判中，事实上级别低的法官要服从级别高的法官，法官的独立裁判权基本不存在。 要保障法院的司法独立，就必须使法院与地方利益割裂开来，摆脱地方利益的约束， 而现今的情况却是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在人、财、事均受制于地方，地方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这样就不大可能在审判方面不受制于地方，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就必然难以克服，法院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决定了法院很难超越这种利益关系做出中立的裁判。在不当干扰和非法妨害面前徒唤奈何的软弱无能的司法权，一个在外部压力下不断变形的司法权，一个见风使舵、根据力量对比来确定司法行为方向的司法权，不仅无力承担起它本应承担的司法职能，还会彻底毁掉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 在司法机关的内外部都无法保持独立的司法体制下，当事人及社会公众会将自己的意见与心声通过一定的途径反映到有权制约审判机关的权力主体，希望通过办案机关以外的权力来影响、干涉司法进程，而有关机关为了体现自己权力的正当性，常常会通过批准信件、行使质询权等方式来具体地过问具体个案，甚至会将权力机关的具体意见强加给司法机关，这种作法一方面容易导致司法活动的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延宕了司法审判的效率，加大了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难度，降低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塑造；反过来没有权威的司法又直接导致当事人及公众不能认同判决，除了当事人在可能情况下拒绝执行判决以外，还会对生效判决进行无休止的上访、申诉，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并进一步消解司法权威。 由此可见，司法不独立的体制弊端根本不能给民众信任司法提供多少满意的担保。 （二）法律观念——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心理因素 传统法律观念是司法公信力缺失的深层意识原因和历史原因。在中国人的意识和理念深处，我们还是一个崇尚权力、权力至上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不习惯讲规则的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尚未摆脱熟人关系的社会，遇事不靠法律、不讲程序，我们存在着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过度的国家主义法律观，泛道德主义的法律观以及过分理想的无讼法律观，使司法获得公众的认同存在无形的障碍。 在法与权力、权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体现出极强的人治主义和工具主义。其表现为：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法律只是帝王统治臣民的工具；在司法上，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中国古代的审判官是地方行政官，曰父母官，是一个地方的大家长，这正如家族（庭）内由家长族长兼任家内纠纷的审判官的情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