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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空区”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贡献 Legal Vacancy of Marxism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Regime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建立经过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理论初创阶段和以列宁、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探索阶段，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创造与贡献。 无论是进入建设时代的中国政治，还是进入建设时代的中国政治学，实践的展开与理论的思考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抛开口号式的自我喧闹，中国政治与政治学的追问可能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个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如果从中国政治与政治学的主体性角度来看，一个更为深层的追问可能在于：我们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做出贡献？在此，本文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法学空区”的批判入手，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法学空区” 不但德拉—沃尔佩学派的继承人鲁希欧·科莱蒂（Lucio Colletti）一口认定马克思主义缺少真正的政治学理论，而且，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亦批评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存在“法学空区”。哈贝马斯断言，马克思除了“预计在‘过渡时期’将不可避免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外，他无法想象别的建制形式”。 马克思突出了阶级、国家、革命等要素在政治中的地位，这毋庸置疑。然而，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仅限于革命的理论，存在“法学空区”，缺乏建设的内涵显然并不全面。早在1844年，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计划从11个方面展开论述。 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没有把这一写作计划变成现实，使我们无法完整地看到马克思政治文明理论的全貌。然而，从马克思已经完成和将要着手的理论工作来看，马克思并不是缺乏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认识。在这部大纲中，马克思突出了权力与权利两个主题，其中，人权的宣布与选举权等内容构成了权利主题的两个方面，即政治权利与个人权利；而立法权力、执行权利、司法权力等内容构成了权力主题的三个方面，即立法、行政、司法等三个方面的权力。从权力和权利两个方面入手阐释了现代国家，体现了马克思政治观念的现代性特征。 仔细分析马克思的写作框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现代国家的描述已经涵盖了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直到今天仍然对我们研究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透过这一体系，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等内涵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强调了民主、法治与政党等基本主题，并把这些主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 我们看到，在这一写作计划中，马克思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立法权力、选举权、代议制等主题均属于这一范畴。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两种民主形态，即“无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从革命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强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共生性，这构成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此之外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注重这一民主同生产力发展以及权利保障的关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存在于阶级已经消灭的历史时期，旨在保护和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的专政要求也逐渐淡化，民主的主要任务变为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完善民主制度。从无产阶级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与建设的双重关照，而后者才更是其建设政治学的精髓。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马克思关于现代政治更多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本为写作现代政治而设计的草稿中，马克思并没有提到专政，却多处强调了法治。其中，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司法权力与法、代议制国家和宪章等内容基本上体现了马克思对法治的充分重视。在以往的著作当中，马克思更注重从批判的意义上分析资产阶级的法，典型地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当中。然而，在这一写作计划中，我们发现，马克思将人权与宪法、司法权力与法、民主与法联系起来，甚至还提到了权力分开的制度设计。从“专政”向“法治”的转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向。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关注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在第4部分突出了两个主题：“立宪的代议制国家”和“民主的代议制国家”，体现了马克思对代议制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给予的充分关注。这种关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