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灵活对复杂”.docVIP

“以灵活对复杂” 　　互联网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让他在复杂性这个题目上，给别人传送经验。 　　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式管理是复杂性管理，其特征是以灵活的组织应对复杂的环境。 　　复杂性是互联网时代与中国式管理的交集。一方面，复杂性是时代特色所在，今天用来描述互联网的分布式、交互联接、自组织等特征，其实都可用复杂性一言蔽之；另一方面，复杂性又是中国特色所在，中国人讲究灵活变通（所谓“易”），灵活性即组织复杂性，是不同于美国人、日本人的管理基因；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式管理，正好把传统的复杂性，与未来的复杂性，巧妙嫁接在一起，形成“做活”这一既世界又民族的管理新范式。 　　中国管理正处在既往开来的十字路口。前30年的成功，不完全是模仿的结果，只不过我们对灵活性这一引致成功的民族基因，没上升到丰田经验同样的高度认识；未来30年的成功，中国管理需要与时俱进，总结提升自己，要用互联网时代的复杂性，改良农业时代形成的复杂性，形成“以灵活对复杂”为核心的中国管理经验。 　　从普世价值来说，它同时也是管理1.0（美国管理经验）、管理2.0（日本管理经验）之后的管理3.0（中国管理经验）。中国管理经验不同于泰勒制（机械组织VS简单环境）和丰田制（机械组织VS复杂环境）之处在于：以组织的灵活多变，应对环境的复杂多变，实现人单合一双赢。海尔经验就是其杰出代表。 　　灵活性：中国本土的复杂性基因 　　灵活说的是组织，多变说的是环境，它们都是指复杂性。灵活性就是从组织角度看的复杂性。灵活性对中国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特性，中国人自己不觉得什么，但与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一比较，会发现并非所有民族都具有根子上的（即范式一级的）灵活性。 　　张瑞敏在《中国式管理的三个终极难题》中，举了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我们的人过去告诉美国生产线的工人应该怎么去操作，但是过了几天，按照美国的条件可以再改动一下，美国工人就不干了。他说你前两天告诉我那样干，今天又告诉我这样干，到底哪个是对的。所以不能随便改。”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对这个场景心领神会。 　　不是说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没有灵活性，他们也讲权变、条件、情境等等，但这些只处在他们管理体系的较低层级上。中国人则把灵活性当作最高一级管理范畴。它就是周易中说的那个易，处在太极的核心上。将变本身制度化，是中国人做事的根本路线。在思想方法上，就是所谓实事求是（又称猫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中国人基因和骨髓里的东西，不需要任何人教，无师自通。谁把它拎起来，谁就可以把整个中国拎起来。 　　灵活性的好处是随机应变。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随机应变的30年。就是不管世上怎么变，我都下有对策。具体到企业管理这个微观上，灵活性就是市场怎么变，企业就跟着怎么变。海尔称为“人单合一”。 　　信息时代最大特点就是环境变得越来越快，市场变得越来越快。本地有灵活性传统的民族就占便宜。乱中取胜不是乱来，而胜在灵活性，就是组织变化速度超过环境变化速度（即，组织复杂性超过环境复杂性）。中国30年成功无非就是自己变得比环境变得更快，因此比别人更适应变化。典型如加入WTO成为赢家。 　　中国管理传统的跨越成分 　　当前中国管理创新与管理变革除了追赶的任务之外，还有超越的使命。我们要研究，中国农业文明形成的管理传统中，有没有本来比工业化管理落后，但在互联网带动下，可以反超工业化管理（1.0、2.0管理）的跨越成分呢？答案全集中在复杂性（翻译成古代汉语就是“易”）这一点上。 　　我注意到曾仕强先生概括中国式管理提到“随时调整的计划方式”、“无为的执行过程”、“圆满的沟通艺术”等几个方面，与高科技时代的复杂性管理（如涌现、自组织、非线性和交互沟通等），在互联网条件下不谋而合。极传统与极前卫之间，竟出现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的关系。我向大家推荐甘德安的《家族企业复杂性理论深化研究》。它揭示出，“家族企业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国际最时髦的CAS，居然是中国最“土老冒”的东西。家族企业管理典型体现了自然经济中的复杂性，事实上也体现在非家族的全部中国企业身上。过去一提起这种管理，总觉得非常落后。工业化管理先进就在于对这种自然复杂性的简化。但较少有人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审视，当工业化管理简化过头，到了犯机械僵化的工业病时，这种自然复杂性中，包含着可以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复杂性重新融合，从而改造传统工业化的积极成分。 　　中国管理中许多原来显得落后的复杂性成分，经过改造都可用于克服工业病。比如：德国工业化管理强调计划，但中国管理却总强调计划赶不上变化，讲随条件变化，“用不确定的挑战代替明确、长期的目标或图景”，与涌现生成、动态适应暗合；美国工业化管理强调原子契约，中国管理却讲关系网络（SNS），有利于小世界网络的沟通和自组织协调；日本工业化管理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