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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侯”还是“著史”？ 　　郭嵩焘和李鸿章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的成长均受曾国藩较大影响，又都以洋务著称，也都因洋务而获骂名。二人同年入仕，彼此之间相知相敬以莫逆之交保持终身，但两人的人生际遇却几乎天壤之别。李鸿章自从靠洋枪队发家之后，因见识开明与操办洋务一路飞黄腾达，封侯拜相，位极人臣，成为晚清首屈一指的世界级名人。而郭嵩焘却因更高水平的洋务见识致使仕途挫折，只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当过两三年的实权派，其他时间大多赋闲，偶尔出仕也只是高参之类闲差，风云际会地作为首任出使钦差之后更是早早地“身败名裂”。 　　郭嵩焘是个老实人。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学者刘蓉说他“莹彻无暇”，李鸿章也说他“学识宏通，志行坚卓”，应该都是比较贴切的。话虽然说得很好听，全是正面评价，但其实和李鸿章所说郭嵩焘有“呆气”完全是一个意思。咸丰九年，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不住公馆，不受饮食”，行“历来钦差所未闻”之事。大才子王?]运评价：“君（郭嵩焘）何为若是，是特中涤公（曾国藩）之毒耳。”郭嵩焘一本正经，说我中曾国藩的毒，那曾国藩就是中了古今圣贤之毒。在郭眼中，曾国藩形象太完美了。其实，人家曾国藩是干大事的人，是一时枭雄，标榜纲常名教、道德文章只是做官为人的手段而已。郭嵩焘直到晚年总结中西文化差别，才得出“中外大势，一虚一实，一诚一伪”的认识，别人虽然总结不出来，也上升不到这样的理论高度，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郭嵩焘大半生未参透，的确有点呆。 　　李鸿章就不一样了，得恩师曾国藩之真传――“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有没有菩萨心肠不好说，用霹雳手段达到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拿下太平军重兵防守的苏州城是李鸿章率淮军取得的重大战绩。苏州并不是打下来的，是谈判招降得来的。招降的条件李鸿章肯定答应得痛快，但投降的太平军将领起初并不敢相信李鸿章这样的“书剑飘零旧酒徒”，硬拉了李鸿章所依仗的洋枪队常胜军首领戈登作保人。事实证明，太平军降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保人也找的可靠。李鸿章得手后立即诱杀所有降将并在苏州城大开杀戒，凡苏州当地口音以外的太平军将士一律格杀勿论，苏州城顿时血流成河。戈登得到消息，勃然大怒，提着洋枪找李鸿章拼命，吓得李鸿章东躲西藏。太平军基本平定了，洋枪队的使命也完成了，李鸿章随即借机把常胜军这一让朝廷不放心的外国雇佣军也迅速裁撤了。戈登因气愤公然拒绝朝廷赏银和李鸿章先前允诺的犒赏共计白银七八万两（元），搞得朝廷很没面子。但这有什么，是你不要，又不是我不给。整个过程，李鸿章实在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李鸿章的做法朝廷满意，老师曾国藩也大为欣赏。这种大手笔，估计郭嵩焘是干不来的。 　　咸丰八年，郭嵩焘蒙皇上厚爱，朝堂上奏对天下大局如何办理时就强调“不过认真二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同治八年，郭嵩焘因官场派系倾轧从署理广东巡抚任上黯然去职后，有人评价他“考求一切措施之宜，无一不搜求底蕴，维持而匡正之”，说的也是认真二字。李鸿章也读圣贤书，和郭嵩焘是同年进士，但圣贤书是敲门砖，当不得真的。咸丰九年，官场四处碰壁，走投无路，再一次投奔恩师曾国藩，是李鸿章一生最落魄的时候。“昨梦封侯今已非”之类的感慨只是一时的丧气话而已，投奔恩师门下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有机会，立即另立门户，而且自淮军草创，有了自己的本钱就羽翼渐丰青云直上了，再也没有让机会从手边溜走。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怎容得像郭嵩焘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官场蹭蹬。“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封侯”还是“著史”？李鸿章所思考的不仅宏大，而且实际。纵横八千里当是英雄尽显风流之地，而万年后的史册却只能是身后之事了。 　　郭嵩焘几次为官，都是两袖清风，而李鸿章生前身后，贪污受贿风传不断，大概也是事出有因。其时，各级官员所掌控的国家财富和个人私产根本就难以有分明的界限，再加上官督商办的种种洋务企业流弊甚多，主要承办人盛宣怀都富甲一方，何况李中堂？左宗棠收复新疆成了名扬天下的大功臣，奉旨进宫陛见竟然受到太监的敲诈勒索，是李鸿章帮忙出钱摆平的，亦可见李中堂对种种官场潜规则谙熟于胸。 　　郭嵩焘太注重是非，而李中堂考虑的大概更多是利害。在中国待了四十五年之久的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夸赞李鸿章是中国当时最伟大的官员，说他魁梧高大的身材能越过众人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郭嵩焘身长几许，无需考证了，但其见识肯定是远过于李鸿章的，可惜李提摩太无缘相识。早在光绪二年郭嵩焘以年老衰病之躯，奔走七万里远赴英伦，以通好谢罪的名义成为中国第一任驻外正式使节时，就开始全面周详地考察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等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尽最大可能地探究西洋文明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差异，成为学贯中西第一人。李提摩太对李鸿章的评价过誉了，但梁启超评价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