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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焦虑与主体的建构 　　2015 年1 月 12至13 日，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清华美院清美艺术研究会、《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杂志社、国际汉语诗歌协会联合主办，《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云梦学刊》《创作与评论》杂志社、清美华艺文化机构等单位共同协办的第四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在长沙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 30 余位批评家、诗人、艺术家对此进行了集中研讨。与会者紧紧围绕本次论坛主题，针对当前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身份”焦虑、“身份”归属、“身份”重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从不同的维度、视点、层面对这一问题作出阐释，体现出了“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所倡导的基本宗旨――即文艺批评的指对性、在场性和主体性。 　　“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迄今已经成功举办过四次，它的突出之处在于每年的议题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议题都切中当前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整体症候。例如，去年的议题是“全媒体时代的写作边界和批评伦理”，直面当下，有较强的现实感和问题意识;今年的议题是“文艺创作与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旧题新作，体现了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具体论域的接续性和发展性。“身份”一词，究其本源来讲，是英文“Identity”的汉语翻译。其实，英文“Identity”在我们汉语语境中有多种译法，最主要的有“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同一”“同一性”，等等。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反本质诉求，“身份”研究向更加宽泛的领域延伸，在某种程度上讲，“身份认同”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成为当今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中的关键词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身份”这一概念可以衍生出“身份”与文化、“身份”与职业、“身份”与性别、“身份”与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与语言等子命题，这也正是本次论坛上批评家所热议的内容。此外，有关批评家的“身份”建构问题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内容。下面就将本次论坛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议题刊发于此，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身份”与文化、职业、性别……是一系列对等和平行的子命题，但介于本次论坛的集中点在“身份”与文化，所以笔者姑且将这一部分单列，其余几个方面归总，以结构上的不对称来还原本次论坛内容的相对真实性。 　　一、中西文化对撞中的“身份”问题 　　首先将“身份”这一概念与中西文化联系起来的是武汉大学的昌切教授，他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媒介是“视点”，他认为视点与身份密切相关，作家的视点涉及作家的文化身份。例如，从不同的角度看，人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山顶看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在山侧看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在山洞里看看到的一番景象。作家的视点体现作家的立场、观点和看世界的角度。1990年代的时候，学界把张艺谋导演的作品当作东方主义的一个案例，批评他用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他极力否认，非常反感。否认无用，反感也无济于事，他拍摄的《红高粱》等作品在西方取得不错的票房效应，的确是与他采用西方人的视点看取中国种种异态的东西分不开的。之后莫言写《蛙》、余华写《第七天》，都存在类似的情况。无论莫言、余华，还是张艺谋，他们的文化身份都是十分暧昧的，这是晚清以来强大的西方文化在中国扩散，或者说帝国逻辑在中国延伸的一种必然的表现，中国作家写作不得不迎合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眼光。从长时间段看，西方视点导致中国作家的身份暧昧问题还会持续。武汉大学的繁星教授认为在当前弘扬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的与具有批判意识的反对民族主义、反对民粹主义的两种提法中，有很多概念值得梳理。比如民粹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民粹主义者，索尔仁尼琴也是。李大钊早年的一些议论也是民粹主义的，这毫不影响他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家和革命家。另一方面，在西方，民族主义其实非常流行，在法国，在美国，他们那里的排外思潮一直高涨。民族主义是新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浪潮。在文艺研究过程中，能不能做到既排除所谓“弘扬”的思维，也与完全否定这种思维的做法保持距离，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接着繁星教授举了李泽厚、贾平凹、陈忠实三个例子，从批评和创作两个方面提倡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他提倡韩少功所讲的“好作品主义”，把问题的研讨更加深入，超越弘扬还是批判，质疑还是否定，努力去还原作家对问题的认识的复杂性。在全球化的时代，还应提倡本土化写作，超越所谓的主义之争，这样才能使得文学充满活力。 　　安徽师范大学的杨四平教授认为“中国性”的这个问题如果分两大块，要么就涉及到一种文化精神，要么就是一种形式的样态，更本质上来讲可能形成的样态更集中一点。当然可能两者的融合更多，比如中国形象问题，近年对中国形象问题的研究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学者，他们根据西方人对中国古典汉学的想象，就是脱离了中国现实的语境，中国性应该是对中国问题的追问，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