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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结构调整要克服什么障碍？ 　　中国减煤增气的能源结构调整是被动的，是在华北大面值PM2.5严重超标环境不可持续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有所作为的操作。能源工业的改革落后于其他大多数行业，而天然气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才刚刚启动。 　　现行天然气价格严重背离市场价值，不仅不能体现“优质优价”是价值规律，同时也使生产商进口商面临供应越多亏损越多的尴尬状态，使得供给不可持续。与之相反，煤炭是中国第一大能源，煤电价格是能源价格体系的一个重要标杆。可替代能源产品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距是一道巨大的“自然”屏障，是能源结构调整的巨大障碍。 　　天然气价格不调升，供应不可持续。调升幅度太大太猛，消费不可持续。甚至可能导致在价格导向驱动下，出现“增煤减气”的反效果。由于天然气价格增长快，减排温室气体最坚决的欧洲，去年也出现了“减气增煤”的反向动作。尽管增加煤炭的绝对量不太大，增加排放了2100万吨二氧化碳，但这是多年坚定“减煤”后的首次反弹，价格规律的导向动力强大。 　　强力的政治领导和周全的政策导向是第一需要。中国这次减煤增气的能源调整不是一次“顺其自然”的经济过程，天然气价格调整也非常不同于已经接近完成的石油价格体系改革，不仅涉及天然气价格本身和管输费用等等，还涉及到煤炭和电力等一系列能源价格的配套改革问题，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也将极其深远。 　　因此，政治家的价值取向、领导和决心、中央政府的周全规划政策引导最为重要，没有政治与政策的强大领导力导向力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都难以启动这次必须而又艰难的能源结构调整。 　　在所有的政策中，核心问题是价格体系的改革，从现行价格体系向市场体系转变，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顺其自然放任让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绑架社会。在价格体系改革上中央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还得有足够的担当，敢于推进。 　　消费可持续是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很低，但增长空间非常巨大。中国能源价格体系还在转型过程中，非市场化的因素还很多，不合理的历史痕迹和看得见的手短期行为的干预严重扭曲了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体系。 　　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很低，不仅有中国资源禀赋和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也有替代能源价格关系不合理的问题。与美国比较，中国汽柴油价格略贵。电价大致相当略微便宜一些，而天然气价格却是美国的四到五倍。美国的低气价为天然气替代煤炭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从而使气电煤电一升一降，替代效果极为明显，而且没有造成社会的经济压力。 　　如果美国天然气价格与电力价格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话，中国这一比例则是四比一到五比一。尽管中国天然气价格还没完全到位，但与电力价格的巨大反差对迅速增加天然气消费和对煤炭的替代进程已经形成了严重阻碍。能源价格体系改革是中国天然气消费能否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 　　此外，问题不在天然气价格太高，而在于电力价格太低，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快速增加天然气消费并保障消费增长的可持续，电力价格调整似乎又不可避免，我们面对一个两难的悖论。 　　欧洲美国减煤增气实现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关键举措就是增加气电减少煤电，现时美国气电对煤电大规模的替代明显表现出天然气产量、价格竞争力和消费增量等多重因素的“自然”配合，实现了“自然”的过渡。 　　中国能够找到新的替代方案吗？增加天然气在交通运输领域的使用是增加天然气消费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应用天然气替代的是石油而不是煤炭。天然气替代石油也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价格上LNG对柴油的替代有优势，经济上有驱动力。但是，大规模实现替代有专用发动机开发的技术问题，也有加气站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大规模的投资。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个方向也许不足以显著改善已经难以忍受的空气污染。 　　减少排放，改善空气环境必须多管齐下，更不能放弃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能源价格体系改革绕不开，但需要探索妥善的方案。煤炭的洁净利用也是可以探索的，其成本也是很高的。如果把温室气体排放纳入能源成本考量，煤炭、煤电的外部成本很高，考虑合理的碳价，电力价格与天然气价格之间的差距将不再巨大。 　　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高，燃烧煤炭的外部成本就越高，天然气对煤炭替代的价格障碍就越低。美国政府刚公布了新的极为严格煤电排放标准，比老的标准提高了一倍，使得煤电成本大大增加，气电竞争能力大为提高。观念转变了，解决这个“两难的悖论”的可能是存在的，美国的办法值得借鉴。 　　保障供给虽然不再是主要矛盾方面，但仍然是重大的挑战。从1993年1.4亿吨到2012年5亿吨，年石油消费净增加了3.6亿吨，其中本土年供给净增长仅为6000万吨，另外3亿吨主要依靠国际石油贸易进口来满足。 　　全球能源转型，能源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的能源供给从来没有像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