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到俄罗斯.docVIP

从山西到俄罗斯 　　经济转型或许痛苦而漫长，但对于山西和俄罗斯而言却难以回避。今天的逃避，只会增加随后转型的成本和难度。 　　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有两个地方对我特别重要，一个是我的家乡——山西，另外一个是我年轻时的求学之地——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在我看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前者依赖煤炭，后者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前者驱动着中国经济完成了60多年的工业化成长，后者正驱动着试图完成能源转型的欧洲；前者煤炭企业的LOGO可以渗透进属地城市的各个角落、甚至是幼儿园和养老院，后者天然气公司可以渗透进国家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是代表话语权的媒体。 　　前者的省属煤炭企业老总最后往往可以升到副省长，后者的国家石油公司老总可以担任副总理，甚至再从副总理干回石油公司老总，而天然气公司的老总往往是总统的绝对铁杆；前者的主政者每每公开讲话时，总会在三句话中插一句煤炭如何拉动经济增长……后者的总统不仅在论文中把石油天然气想像成外交武器，并在国际舞台上频繁使用；前者可以频繁更迭政策条款将外省投资客赶出太行山，后者可以巧妙利用“橡皮法律法规”为外国投资者下套，最终实现对项目控制权的巧取豪夺；前者煤炭富豪可以千万嫁女，后者石油富豪可以为看球买下一支欧洲顶级职业足球俱乐部；前者煤炭行情决定着公职人员能不能全额发下工资，后者直接用油价来制定整个国家的财政预算；前者是中国媒体的新闻富矿，而后者是世界的新闻富矿…… 　　两者众多的相似性，我还可以用多年在两地的生活经验列举出更多，而列举的越多越会让人觉得病态。尽管，我不能将两者简单确诊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因为这个话题始终是被学术界所争论的悬疑。 　　什么是荷兰病？经济学意义上复杂定义的讨论会让这个话题变得索然无趣，但就我的观察而言，其根结在于一种被扭曲的激励传导机制。 　　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荷兰，当时由于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资源，随着资本的强势介入，使得北海油气产业一片繁荣，大量天然气出口为荷兰带来了大笔“快钱”，但由于大量输入性收入，最终导致荷兰盾持续升值，并引发了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产品和货币市场的一系列反应挤出当地其他行业，使之逐渐衰退，或者难以起步。 　　所谓的这种“挤出效应”，并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经济层面，更多的情况下发生在政府施政层面。因为资源往往能带来丰厚收益，诱导资源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做出了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和不恰当的经济政策，并滋生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惰性，从而拖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种现象，无论在山西还是俄罗斯都表现的十分明显。在我的印象中，走马灯式轮替上阵山西主政者往往调任自其它内陆省份，往往因眼界狭小，而受困于煤炭。直到若干年前，当来自深圳的于幼军到任山西后，曾一度让山西的有识之士感到一丝希望，希望能带领山西走出煤炭之困。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于幼军上任后并没有带来特区的新思维，而是入驻山西省煤炭厅蹲点学习煤炭产业……新思维依然受制于旧惯性。 　　尽管，于幼军雷厉风行的作风加上深圳式的效率，通过大量“跑部运动”为山西谋得了煤炭税费优惠，而且建立了国家级的煤炭交易中心，但依然逃离不开煤炭的羁绊，依然逃离不了山西发展思维的惰性。 　　或许基于同样的认同，一位山西籍官员曾向我痛心疾首地说：“山西最大的祸害就是有煤炭，要不是煤炭，迫于生计早就把山西人逼出省外去做生意了，就跟明清时候山西商人走西口那样，而不会像现在一样，全省上下都指着煤炭吃饭……” 　　尽管不愿承认，但当代吃着煤炭这碗饭的山西人已经没有了先人的冒险和开拓的勇气，更多的是偏安一隅得过且过的惰性。 　　民间的这种惰性在俄罗斯同样明显。俄罗斯普通人在享受着石油带来的国家福利的同时，普通人更多地愿意去谈论和质疑政府如何分配不公，但却不愿去谈论自己因该担负什么责任，更别说站出来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俄罗斯人这种“天性”，被不少俄罗斯问题专家称为是“政治侏儒症”。 　　当一次偶然的机会阅读了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后，才发现这种侏儒症同样是“资源诅咒”的表现。世行曾指出，资源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的租金，而不是直接来自于公民税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责任关系链很薄弱。 　　此外，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方的薄弱也与资源的丰富有关，因为大笔资源红利诱惑下，推动着政治和商业的联姻。资源开发带来的高收益让大权在握的政客们成为“寻租者”，商人们通过政客来夺取资源的控制权，再利用资源收益去收买那些立场不同的人，在这种政治生态下，俄罗斯寡头们纷纷破壳而出。 　　仅仅从这些粗浅的观察来看，“荷兰病”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种经济病，如果真的只是一场经济病的话，为何荷兰最终能克服“荷兰病”的影响，而那些非洲、中东或是俄罗斯却始终无法摆脱这一病患呢？ 　　行文至此，我也很庆幸。曾经经合组织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他们绘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