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上市公司执行资产减值政策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docVIP

第一章 引言 1.1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进入了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这是一种以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驱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已不象工业时代那样结构相对稳定，变化平缓，风险较小，而是商品价格、利率、和汇率变化剧烈，反复无常；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使得企业产品和生产设备很快就会过时，所占的市场份额或边际利润瞬间被人“抢走”，产品寿命周期大大缩短；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伴随着各种复杂的创新金融工具大量涌现，使得金融市场变幻莫测，风云突起。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平大大提高，其资产的盈利能力起伏不定，时刻面临着减值的可能。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会计界作出了积极的反映。“英国的ASB、美国的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90年代均先后采取了相同的步骤：增加企业的财务业绩报表，把已确认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同已实现的盈余合并，共同反映一个企业的全部业绩。”[1]这些准则制定机构及其它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同时还制定了有关资产减值的专门准则。 资产减值准则和相关准则的出台，使资产减值会计再不象只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那样单方面的会计，而是向全面和系统的方向发展。它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提高。 在我国，伴随着经济的进步，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资产减值会计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两则两制”之前，财政部就要求商业企业根据企业存货的实际情况提取存货跌价准备；“两则两制”要求所有企业按规定比例对应收账款提取坏账准备。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高估资产的泡沫破灭后对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增强了对真实反映资产质量的会计信息的要求。1998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impairment of assets）》，强调了资产质量的重要性，规范了资产减值的会计实务。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资产高估问题，财政部颁布了一系列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 1998年，财政部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第一次对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资产减值准备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以及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必须在会计期末根据实际情况对应收账款、存货、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但对于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只要求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对是否确认存货跌价损失、短期投资跌价损失和长期投资减值损失，《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并未作出强制性规定，而是由公司自行确定。由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以前年度大多从未提取过除坏账准备的减值准备，因此，减值准备的提取应该对企业当年度的利润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从98年的年报看，只发行A股上市公司不太会自愿选择执行四大减值政策[2],只是将其作为利润操纵的工具，会计信息中资产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由于1998年自愿执行资产减值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财政部于1999年第四季度末先后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的补充规定》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问题的解答》。明确无论是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境内发行外资股的公司，还是仅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均应按照《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对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境内发行外资股公司规定的提取“四项减值准备”的要求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还将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扩充到应收账款以外的其它应收款。同时，还要求企业对由于采用《补充规定》而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很显然，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会计政策变更，是将会计政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分布在相关年度，而不是会计政策变更的当年。因此，企业根据《补充规定》执行资产减值政策对1999年度的利润影响并不很大，相反，倒是一些上市公司由于将多年累计起来的不良资产在1999年报中得到集中释放，高估的资产中的“水分”被挤干，相关资产的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为以后创造更好的经营业绩提供了保障。 为进一步提高财务报告中资产的质量，同国际会计准则接轨，2000年12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要求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从2001年1月1日起，在计提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存货、应收账款四项减值准备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委托贷款四个项目的计提。新增的四项减值准备涉及到不动产及无形资产等，这类资产的水分很大，执行起来势必对2001年年报产生较大的影响。从2001年年报的公布情况看，深沪两市共计提210亿元的资产减值准备，大致相当于所有上市公司当年净利润总额（727.27亿元）的三分之一。因此对资产的全面计提减值准备，必然会净化资产负债表，使会计信息更真实的反映上市公司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