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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翻译的故事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六十周年。时于志愿军战士在三千里江山上浴血奋战的故事，我们知道的很多了。为了让亲爱的读者朋友对那场战争有个更全面的了解，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刘从军院长，听他从另一个角度谈了自己参加那场战争的经历……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浴血抗战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了近代史上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那些日子，延安不论白天晚上都在狂欢庆祝，我们中学的学生每天都在延安的大街小巷跳舞唱歌扭秧歌。 　　狂欢过后，根据中央的决策，我父亲所在的中央党校干部团（代号延冀大队）开始向东北进发，我也随父亲一起去了。我们步行到了天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并乘上闷罐车到了张家口。父亲他们的战马则由警卫员带着稍后也上了火车。火车走到延庆不通了，我们下了火车等候警卫员，可他带着四百块现大洋（那些现大洋是父亲的老领导习仲勋和绥德专区专员马文瑞给的，他们讲行军途中筹钱不容易，我们都很感动）开小差了。在承德热河军分区段苏权（开国少将）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后，父亲被任命为5分区骑兵旅旅长，我任机要员。后来我又去承德中学上学，还参加了剧团，到处演“白毛女”。1946年中，国民党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张家口失守，承德也保不住了，我们父子随着当时留下来的一小部分人，经开鲁、白城到达齐齐哈尔，从那里坐火车到了佳木斯。当时国民党杜聿明部攻得也很凶，已经打到双城，离哈尔滨只有百十里路了，东北局机关都撤到佳木斯，林彪还在前线指挥作战。 　　后来经过军事上的努力和苏联方面的“帮忙”，东北战局稳定下来。我于1947年2月到哈尔滨上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附属外国语学校。这所学校主要就是教授俄语，后来的黑龙江大学就是在该校的基础上建成的。校长是当时的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兼任的。应该讲刘将军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有战略眼光的。他在二战时期曾在苏军中长期服役，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亲身体验了当时苏联红军的先进武器和现代战争战略战术。而当时能向我军提供帮助的只有苏联，在这方面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从1947年到1951年，这个学校为我军尤其是刚创建的人民空军输送了三四百名俄语人才，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2 　　办学校首先要有俄语老师，这一点在哈尔滨是不成问题的。当时那里光俄罗斯侨民就有5万多人，其中不乏高级人才。这个学校还有从延安俄文学校调来的阎宝航先生的长子阎明治，以及高亚天、张天恩等人，他们的俄语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学校待遇与军队中级干部差不多，吃得也不错。那时我虽然年龄较轻，但由于有较长的革命工作经历，所以在学校任学生会主席，后来又任校共青团总书记。但我的学习一点也没放松，我的俄文口语水平还是很不错的。1949年10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空军的七所航校建立起来了。一航校在哈尔滨，二航校长春（这两所航校是轰炸机航校，其余都是战斗机航校），三航校锦州，四航校沈阳，五航校济南，六航校在北京的南苑，后来迁往河北涿县，七航校就是原来的东北牡丹江老航校。这些航校的领导都是当时我军的精英人才，既有当年我军派住新疆盛世才处学航空而未被盛谋害回来的同志，也有从陆军部队调去的精干的中高级指挥员。根据中苏两国签订的相关协议，苏军向各航校派驻有校长、参谋长、理论教官、飞行教官等专家顾问。这样一来，航校的政治、军事、业务（机务、特设、电器、跳伞……）等各方面都由苏联专家负责。相略算下来，每个专家顾问都要有一个翻译，一所航校就需要30-40名。1949年11月，我被调到二航校，任校长的翻译兼校部的机要秘书。航校飞行训练开始以后，我又被临时调去飞行中队任翻译。这个中队共10名学员，中队长叫伊凡诺夫，飞行技术高超，但脾气特别大。每天早上，他先带我飞一圈，这样使翻译容易熟悉飞行教官的术语。而后教官再带学员，绕场飞行一圈约十几分钟，落地后，我要快跑50多米，爬上还未关机的教练机机翼，把头伸进座舱，为学员和教官进行现场同声翻译，解答双方各自提出的要求和问题。冬天长春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几度，我的手脸都冻得通红，每一个起落下来，我都要重复上述动作一次。有一次累得我从机翼滑下来，摔在水泥跑道上。 　　当时的飞行学员都是根正苗红来自陆军的战斗英雄，思想素质过硬，但文化素质普通偏低，理论学习又很短，加之语言不通，而苏军教官既严格又挺粗暴，动辄大声辱骂，还经常打学员，有的学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由于当时是中苏友好，我们又有求于人家，所以同志们都忍了下来，坚持刻苦学习，绝大部分都放了单飞。我由于经常随教官上机，也成功地放了单飞。 　　1950年5月，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成立，对外称“太平洋部队”。为何叫第四呢？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当时空军请示毛主席时，主席说叫第一吧，容易让部队产生骄傲情绪。为什么叫第四呢7这是从当年红四军的番号移植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