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时尚到时尚浅析“作为‘物派’的雕塑”的价值和发展.docVIP

从反时尚到时尚 ——浅析“作为‘物派’的雕塑”的价值和发展 文/钱亮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10级研究生） 从2004到2007年，可以说是艺术品市场最活跃的几年，雕塑市场虽说有些滞后，但也是顺着潮流一直处在上扬的态势中。那些年较为流行的是以一种调侃和戏谑的方式来进行诸如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式的创作，这类作品较多的是对中国符号的挪用与转换或是对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寓言。作品多以滑稽可笑的形象、光鲜亮丽的材料示人，主题夺人眼球、形式好玩有趣，具有很高的识别度和中国特色。加之具有一定的文化针对性和社会批判性，所以比较容易被当时的艺术品市场尤其是西方买家所认可和接受，也因此出现了一些为迎合市场而进行的时尚化、样式化的创作。在这样一个唯市场、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时代背景下，2007年5月26日，由唐尧先生策划的《物界》展就显得尤为简洁和质朴了。展览以反市场、反时尚的勇气和姿态呈现了一批作为“物派”的雕塑作品。那么，什么是“作为‘物派’的雕塑”呢？首先，我们知道“物派” (Mono-ha)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在日本的一个现代艺术运动，他们以对物的观察为起点，关注物质材料本身，尽量避免人为加工的痕迹，探索物与物、物与空间及观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物派”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的亚洲美学。由此可见，“物派”虽然发生在日本，但它的着眼点是亚洲，是以整个东方文化为背景的有力发声。因此，不仅在日本（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后物派”），包括其它一些国家（比如中国、韩国）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物派”思潮的影响，对“物派”理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沿用和发展。所以，我用“作为‘物派’的雕塑”这么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来进行阐述，既是为了表明它们之间存在某些相似性，也是为了区别最初“物派”产生时对它的理解。如果说“物派”侧重于物的自然属性的话，那么，作为“物派”的雕塑则兼顾物的社会属性，它们不光是单纯的材料组合，还包括对材料的构造和文化语境的转换等方面。 “《物界》的策展理念渊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庄禅智慧中特有的审美生命感悟。”①由此可见，唐尧先生的这一理念同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物派”可以说是师出同源，也是对自然的回归和东方精神传统的体现，而且都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大背景下提出的。唐尧先生虽着眼于“物界”，但要沟通的是“物”、“我”两界。在这里，物与我们是平等的，与其说我们是创作者，不如说我们是发现者、代言人，正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策展人强调的就是我们与物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发现我们不曾发现或者说是忽略了的物质材料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材料物质性的表达在中国、在《物界》展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展览和作品，但相对来说较为分散，其中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如隋建国、孙伟、张永见、傅中望、施慧等等。而之所以选择唐尧先生策划的几个展览为例，是因为这几个展览集中的呈现了这一类作品的整体面貌，并且有延续性，因此得以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来进行价值和意义方面的研究。在《物界》以及次年举办的《物界2》展览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材料直接进行对话或是运用材料通过艺术语言的转换传达观念的作品居多。前一类作品通过对话和交流，呈现出材料的物性和创作者的心性，达到一种“忘我和物”的境界。比如梁好的《孚》、尚晓风的《一棵树的记忆》、唐尧的《大地叙事》等等。其实，很多时候雕塑家就是以一种“材料思维”来进行思考和创作的。“一切从材料中思考，挖掘所用材料之美，与其平等对话，找寻其灵智奇巧之处，此是与自然和谐的表现，更是一种至高的境界。”②如果说前一类作品是对物的内在精神性的澄明，那么，后一类作品可以说是对物的文化和社会属性的构造，是托物言志。比如张永见的《京城游魂》、戴耘的红砖电器、李勇政的《水晶棺》等等。除此之外，比如张伟的《原》、赵磊的《月影系列》等作品，是以一种相对传统的先泥塑再转换成硬质材料的方式，通过对雕塑形体语言的锤炼，来和东方精神产生共鸣的。再比如隋建国的《无题》，是以视频的方式展现了一段与现实时间重合的“录像时间”；许庾岭的《逝与恒》、《循环与瞬间》则是让自然力参与作品的创作，以此来阐述“成”与“毁”、永恒和无常的辩证关系。其实，不管采取的是何种方式和途径，大家更多的是以一个发现者而非创作者的身份进入，是从客观物质而非主观情感出发，是从认识论或方法论而非美学方面来体现其价值。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海外和国内资本迅速撤资艺术品市场，使得之前那些盲从于市场风尚的“玩世”类雕塑也随之受到冷落，并由此进入了一个“休眠”期。值得庆幸的是，不管是市场的持续低迷或异常火爆（雕塑市场最辉煌的时期可谓是在2011年，以当年春季中国嘉德雕塑专场拍卖为标志，而随后的秋拍又开始走向滑坡），唐尧先生都秉承着《物界》的策展理念，陆续策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