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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决策中的道德隐患
审慎决策的道德隐患
引言
关于道德决策方面的研究一直受到规范决策理论的影响,而规范决策理论一直将涉及有意识思考和分析的理性选择和审慎决策作为研究重点和主流。比如常见的期望效用理论(EU),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研究多样化,道德决策理论在规范决策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变化,比如开始增加对理论假设前提的具体化,即规范决策理论中的许多道德决策模型适用的前提也要求决策者要有审慎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其次许多诸如安然、世通、泰科电子等大型公司财务丑闻也引发了广大学者对审慎决策方式的怀疑,即管理层进行的审慎决策为何会导致大规模的财务造假等不道德行为和后果。
因此,最近在道德心理学中兴起的另外一种研究开始注意道德决策中的一些比较隐喻性的道德功能,如直觉、感受、情感等。相关研究发现审慎决策会损坏人们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的能力。
研究背景
道德推理研究
研究者们所构建的道德决策模型虽然在认知步骤上各有不同,但思想核心往往都是围绕着对道德问题的明确认识,并自觉做出道德判断,以试图解释道德决策的内在机制。最有代表性的包括 Kohlberg(1963)的道德发展模型、Rest(1986)的四阶段模型。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型理论:
他认为道德应该作为推理和认知的一种基本功能,道德在个人决策时应该发挥其独有的作用。根据人的不同道德判断和推理的水平,将人的道德认知阶段分为以下三种:
前惯期——通常是表现为自我型、自立型,常见于儿童时期,这阶段的人根据行为是否会导致遭受身体上的惩罚和带来心情的愉悦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
常规惯性期——将行为与社会普遍期望、法律、社会道德惯例和习俗进行比较
后惯期——法律不应被视为一种避免惩罚的条文来遵守,而应将法律视为是为保护并促进广大民众的整体利益而遵守的基准,因此是否能够保护和增加大众利益成为某种行为是否道德的标准。
Rest的四阶段模型理论:
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分为:意识到道德问题、做出道德判断、建立起道德意图、在道德关注上做出自己的决定
这些模型表明,道德决策开始于当人们自觉地意识到某一情况中道德问题的存在,或自身存在的道德标准与情况相关,但往往人们并未能认识到道德相关性,因而导致违反道德的结果。这就是道德认知中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是指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时限于环境条件和自身认知能力不能对某行为的道德进行充分认识。尽管如此,道德认识是第一步,其次才是按照科尔伯格等模型进行下一步的道德判断与决策。
目前人们大多数认为解决道德困境主要靠审慎思考与分析,情感或直觉并非主要道德功能,因而也出现了类似道德推脱的不良现象的发生。(对自己的缺德行为进行公正合理化解释,并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
隐形道德研究
情绪反应/情感反应
情绪并不是道德判断中的唯一决定因素,只有当推理和逻辑无法提供一致的指导原则时,情绪反应可能决定和影响道德判断。
道德哲学家常常进行假想实验,设想身处于某个情境中,个体将会采取何种措施。道德决策领域中最为著名的假想实验即是电车困境(trolley problem)和人行天桥困境(footbridge problem)。电车困境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辆失控的小车疾驰而来,在轨道的另一边有五个工人,眼看着他们就要全部被撞死。要救这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拉动一个开关,这样小车会转入备用轨道,但是会撞死在备用轨道上的一个工人,而不是五个;在人行天桥困境中,要救这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将天桥上一个路过的陌生人推到轨道上。陌生人会死,但是他的身体会阻止小车撞向那五个工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决定“舍一救五”是否正确。大多数人们表示,他们会选择拉动开关,牺牲陌生人以保全五个工人的性命,但是不愿意将陌生人推下天桥将其置于死地。
为什么“舍一救五”的原则在第一种情况下看起来是正确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就是错误的呢?也许这里的道德差别并不在于对受害者的影响,因为受害者们都会面临死亡,而在于作决定的那个人(Michael, 2011)。Greene 等(2001) 认为人们不同的反应可能是由于在这些情况中他们的情绪反应。在其一项磁共振成像(fMRI)的研究中发现,当被试正在思考人行天桥这样的道德困境时,他们与情感功能相联系的大脑区域(例如内侧额下回(medial frontal gyrus)、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gyrus)、双侧角回(bilateral angular gyrus)),会比他们在思考像电车困境这类问题时更加活跃。亲手将某人推入死亡显然比仅仅拉动开关具有更加突出的情绪化反应,即使这两种行动会产生同样的结果(Greeneet al., 2001)。当然,Greene 也提到情绪并不是道德判断中的唯一决定因素,只有当推理和逻辑无法提供一致的指导原则时,情绪反应可能决定和影响道德判断。
对此研究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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