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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司机道歉与汽车安全文化建设 5月3日发生在成都三环路娇子立交桥附近的“暴打女司机”事件中被打的女司机卢琴授权南都独家发布《致歉信》，对其“行车中的鲁莽和不理智，诚恳地向大家道歉”，并表示“过往的驾驶陋习一定通过认真学习加以改正”，而且希望此事到此为止。女司机道歉其实是一个拐点，也意味着，此事并没有完结，因为，中国的汽车安全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以卢琴的道歉为契机，思考和建立中国的汽车安全文化将是全社会之福。否则，每个人都会在公共交通中付出惨痛代价。 世界卫生组织（WHO）5月6日表示，中国每年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超过20万人。同时，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在《中国日报》发文称，大量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WHO的这个统计提出的问题表面上是柔和的，但实质上是非常严重的。它揭示的是，中国的汽车安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远远低于公众购买汽车的数量和汽车飞驶的速度，以致汽车安全文化还停留在原始人的阶段，但汽车拥有量和速度却奔驰在现代人的阶段，或者说，汽车安全文化还是穷人和野蛮人，但汽车和行进速度则是富人或文明人。中国的汽车安全文化跑不过汽车速度一个最重要的代价是造成社会对安全问题的困惑，不知道中国的交通事故到底死了多少人，是高还是低，因而难以对目前的交通管理措施和安全文化进行更好的设计和改进。例如，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表示，2014年每万辆机动车的道路交通死亡率为2.22%。2014年中国可供使用的机动车数量为1.544亿。这表明，中国2014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为3.4292万，这不到WHO数据的1/4。 另一个让人困惑的数据是2012年的统计，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数据是，2012年死于机动车辆交通事故的是59644人，但是，《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统计是166906人，比交管部门的数据多出107262人，是10年前的两倍多。 尽管公众难以区分中国的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但是，中国是世界上交通事故死亡率较高的国家这一点是人们比较认同的。人员的死亡和财产的损失当然是中国汽车安全文化缺失或太差，以致赶不上汽车的速度造成的。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也即交通安全文化不达标的要素有，无证违章驾车、无牌无证车辆上路行驶、超载、超速行驶、疲劳驾车、酒后驾车、违章占道行驶等。交通事故1/2是因车速过快、1/3是超载、1/4是因车辆性能和机械故障引起的。在群死群伤的特大交通事故中，50%是由于车辆超限超载引起的。 中国的汽车安全文化没有建立起来的另一个标志是，尽管有交通安全法规，但是，执法力度太低，从而造成中国在汽车时代的另一种现象或代价，即造就无数的“路怒”族，引发安全事故、争吵、打架斗殴等。目前只有占全球7%人口的28个国家颁布了健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对酒驾、超速、不戴摩托车头盔、不系安全带和不配备儿童安全措施等多项危险因素进行管制，中国也颁布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来应对道路安全风险，但是执法水平和执法状况却十分低下。表现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0-10分的量表，中国的摩托车头盔和安全带执行状况仅得2分，超速限制的执行得4分。只有酒驾制裁的执行状况达到令人满意的9分。而另一些违规情况，如危险变道，包括实线变道、违反禁止标线变道和连续变道（分别扣2分罚200元和扣3分罚100元等）等根本就得不到法律的制止、纠正。成都的卢琴就是违反了禁止标线变道和连续变道。如果这种情况在以前就能得到纠正，也不至于引发现在的纠纷。 另一个说明中国交通法执法不严的情况也体现在这次成都的事件中，卢琴名下还有一辆宝马川A8DR96，20次违章未处理。如果这些违章能被交警及时处理，至少可以纠正驾驶员后来的多种违法行为和不礼貌行车行为，也不至于产生今天的斗殴。 中国的汽车安全文化的建立远远低于汽车的拥有量和汽车速度也造成中国道路上的交通堵塞，以及人们的戾气、愤怒（路怒），前者影响所有人的工作和发财，后者影响所有人的健康。 温州的的一个统计很有典型意义，温州市区主要路口每天至少有200辆车违法变道，而由此导致至少600辆车再等一个红灯，延缓通行时间长达15至30分钟。如果这600辆车上平均有2人，就会耽误1200人至少15分钟的时间。这些时间如果用于工作，将会创造多少财富；如果被浪费，又会有多大的损失！如果平均到中国近14亿人，在交通上浪费的时机和财富显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其次，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遇到的路怒又会造成更多人的心血管病，至少是增高血压，从而危及健康，损失财富。 在路怒的后面同样反映的是中国人汽车安全文化几乎为零。几乎所有开车人都在抱怨一些不文明不礼貌的行车行为，如不打灯变道、打灯之后直接变道、连续变道、红绿灯前迟疑犹豫、停车场停不进车堵塞通道、可以会车的通道要你倒车给他让路、会车开远光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