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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被“他者”认同的符号所包裹着的僵尸 ——张一兵教授在中央美院“超有机论坛”上的演讲 “CAFAM泛主题展2011”于5月29日下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推出了首场学术论坛。它也为今年“CAFAM展”项目的整体活动拉开了序幕。此次论坛将围绕展览的专题之一“生命政治”，邀请哲学、文学、文化理论和社会学方面的4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开展讨论。论坛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汪民安教授主持，邀请到作家韩少功;南京大学教授、哲学家张一兵;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社会学家让-路易?罗卡;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授、文化理论家谢少波，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为主题，共同探讨了当下语境下，个体生命的政治体现以及在艺术中的体现。 尊敬的主席，汪明安教授，谢谢大会邀请我到本论坛做一个演讲。 首先应该声明，我对生命政治没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开玩笑说，我纯属来打酱油的。刚才从法国来的让-路易?罗卡教授在福柯的学理逻辑上严格地对整个概念及其历史，还有今天的新问题，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释义。我自己很早就读福柯，我也受福柯影响，但实际上我未必非常同意他，在我对欧洲思想家的逻辑定位上，他的定位不是特别高，所以我整个下面的讨论不会按照福柯定理往下走。我接着法国学者最后提出的问题往下说，中国有没有生命政治。 我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一直在学习“超有机论坛”的文件，我非常的纠结，里面很多概念，很多语境没有办法进去。所以刚才吃饭时，我也在讨教。李陀老师给我的回答是“艺术家讨论问题需要模糊一点，不要寻求边界”。所以我就把我整个纠结的心态做一下说明。 生命政治的概念并不是由福柯开启，也不是由福柯终结。到美术界讲问题不能概念化。给大家讲个笑话，2007年，齐泽克到南京大学讲课，跟他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上课一样，开始满满一礼堂，最后剩下十个人，然后这十个人没有一个人听懂他说什么。我要避免这种情况，我想非常感性的说。 生命政治应该区别于过去的、外部能够感觉到的、强制性的、暴力性统治，是从传统的宏观的权力奴役和控制，转向个体、身体和生理机制的一种微观控制，我们也称之为一种微观的“控制束”。这是福柯晚年提出的重要问题。他关于生命政治微观控制的概念，后来有非常多的后继者，如德勒兹。目前欧洲比较火一点的，像意大利的阿甘本，目前正在被介绍到中国来，像汪民安教授告诉我，《生产》的第七辑以阿甘为主题。我们南京大学出版社也买了他的几本书，正在翻译之中。包括在中国已经比较火的，像意大利著名学者内格里和哈特，也是广义生命政治概念的当代的延续者。这个延续跟福柯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批思想家是把生命政治的概念与反抗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是一批激进左派的思想。这个概念目前还在延伸，而且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非常火爆。我看到这个论坛的核心概念以后非常吃惊，这样的非常先锋的概念在美院论坛被讨论，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我不是按照福柯的线索来讨论问题，因为福柯把这个问题过于学理化和定理化。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欧洲激进话语当中，如果说广义的生命政治，在中国有没有？如果从这个思路上讲，我觉得中国是刚刚在进入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就是微观控制，刚刚开始进入，这个概念在中国刚刚开始具有意义，为什么这么说？ 显然，我讲一个和福柯的线索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说一下我的学术背景，过去做马克思、列宁，后来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像阿多诺、阿尔都塞、拉康、鲍德里亚，最近两年主要是在做海德格尔。 实际上，宏观的政治控制，就像不让你说话，不让你做什么事，能够直接感觉到外部的强制，这不是生命政治讨论的问题。生命政治讨论的是看不见的微观的奴役，在后现代语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拘性”，自我拘禁或者自我奴役的概念，它不是外部强迫给你的一个外部暴力。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也是我关注西方左派思路当中，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也是法国著名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列斐伏尔。在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他最早提出一个命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包括过去的共产主义主要是反抗宏大的经济奴役，大的制度层面的政治奴役，而列斐伏尔是最早提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写的书非常有趣。我为什么说生命政治为什么在中国刚刚发生呢？他在《日常生活批判》里面，提出跟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讲劳动异化，是讲到在雇佣制度当中，我们通过雇佣契约关系，把我们居以为自己本质的劳动活动卖给另外一个人，比如我们在座同学四年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件事是到劳动力市场卖自己，和公司、企业、设计室签一个协议，八小时之内，我们的的内在本质——劳动活动被卖给另外的人或机构。而且这种奴役本身是经济上的奴役，是能够感觉到的，我们在那八小时能够感到压抑，因为那八小时并不属于你自己，生命不属于你自己。列斐伏尔提出的概念里面，提出新的概念，叫做“小事情异化”，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