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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文,文化论文论文,论文 20世纪《诗经》研究的几个问题 　 20世纪的《诗经》研究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人们也做过相关的学术总结，但还需要我们从20世纪的学术理念、学术价值体系等方面对其进行另一种反思。 　　一、关于《诗经》的性质问题 　　《荀子·儒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 礼》《乐》之归是矣。”可见，在战国时代，《诗》已经被认为是圣人的传道之书，已经有了“经”的意义。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在中国古代人的眼中，《诗经》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以“诗”的形式表现圣人之“志”的“经典”。 　　古人关于《诗经》的这种看法到“五四”时代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22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一封信中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古史辨》第一册）于是，《诗经》不再具有了“经”的性质，而成了一部普通的中国古代诗歌总集。这种认识奠定了20世纪研究《诗经》的基础，标志着《诗经》学的根本转向。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诗经》在我们今天看来固然是普通的诗，但是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并不如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鱼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认为《诗》在当时是承担着多种功能，是有多种应用价值的。从现有的先秦文献记载看的确如此。《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一功能是礼仪功能。《颂》诗主要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仪活动里，雅诗主要用于宫廷燕飨等礼仪活动中，风诗也用于各种世俗的礼仪活动中。诗在当时所承担的第二功能是政治教化功能。中国古代有采诗以观民风的说法，又有公卿士大夫陈诗献诗之说。无论是采诗还是陈诗献诗，诗在这里都被当成是为政治服务的东西，而不是用来审美。诗的第三大功能是作为贵族子弟的教学教本。《周礼·大司乐》说：“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武》。”这里所说的乐德、乐语和乐舞，都与《诗》有直接的关系。这说明《诗》包含着用于贵族教育的多方面内容。总之，正因为古人对于《诗》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如此多的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说20世纪的学者们恢复了《诗经》的文学的本来面目并不准确，这导致了《诗经》研究的狭隘化。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思考《诗经》这部书的“文学”性质了。 　　二、关于《诗经·国风》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 　　在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中，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国风》是否民歌的问题。在《风》《雅》《颂》中，《国风》受到了当代人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20世纪的学者看来，《雅》《颂》都属于统治阶级所作，而只有《国风》的大部分才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属于民歌，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上世纪30年代，朱东润就发表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50年代，胡念贻又发表了《论国风的大部分是否民歌的问题》。这两篇文章多方列举证据，说明《国风》不可能出自民间，它的大部分不可能是“民歌”。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没有被那个特殊时代的学术界所接受。 　　在今天，我们有必要彻底纠正这种观点，这对深化当前的《诗经》研究极其重要。在这里首先要为《国风》正名。说《国风》不是“民歌”，除了有朱东润、胡念贻等人提出的诸多证据之外，同样可以得到文字学和语义学上的证明。风的本义是指风土、风情、风俗。“国”指的是当时周代的一些诸侯国和地区。“国风”两字合在一起，就是指那些表现周代社会各诸侯国和地区的文化风俗、风土、风情的诗。同时我们还知道，在《诗经》中，《国风》是一个与《雅》和《颂》相并立的概念，它的最初意义与音乐相关。简单地说，《颂》是宗庙之乐，《雅》是周王朝的朝廷之乐，《风》是周代各诸侯国与地方的世俗之乐。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歌”，自“五四”以来已经有了特定的意义，即指下层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可见，无论是从诗的角度还是从乐的角度，《国风》都不是一个与“民歌”相等的概念。前者强调其地区性、民俗性和音乐性，而后者则特指其作者的阶级归属，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次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周代社会的文化环境以及《诗经》的产生过程，虽然我国古代早就有“采诗以观民风”之说，但是我们不能把凡是从各地采来的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