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WTP和WTA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分析研究.docVIP

对于WTP和WTA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分析研究 ; 1 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往往忽视了水环境容量及其质量变化所导致的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破坏,出现了一系列诸如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河道断流、地下水位下降等水资源、水环境问题。同时,由于流域往往跨越不同的行政管辖区域,上下游之间常常因为水资源的开采、分配与利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导致了跨行政区域的水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甚至是安全等问题,这已经成为我国流域生态环境管理所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生态补偿(Eco-compensation)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环境经济政策。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实施中央政府及下游受益区地方政府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补偿政策,可以理顺流域上下游区域的生态关系和利益关系,加快上游发展,减少地区灾害,促进全流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中,生态补偿标准计算的原则确定、方法选择以及模型构建则成为了本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内容之一。因此,本文将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选择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比较分析辽河流域居民的支付意愿(WTP)和补偿意愿(WTA),来探索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相关理论关键问题。; 2 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开始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1990年开始德国对易北河流域进行生态补偿,整个项目的完成共花费约2000万马克[1]。澳大利亚通过联邦政府的经济补贴来推进各省的流域综合管理工作。美国政府则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地区的政府和居民向上游地区做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例如纽约市通过投资上游Catskills流域实施生态效益补偿与其建立清洁供水交易[2]。Loomis讨论了恢复美国Platter River的5种生态系统服务总经济价值,并分析了支付意愿与受访者WTP的社会经济信息变量的相关关系[3]。Amigues对法国Garonne River河岸栖息地项目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进行了研究[4]。Bienabe和Hearne对哥斯达黎加的居民和国外进行了意愿调查和CE分析,并建立了多项式逻辑斯谛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不同人群都愿意增加环境服务的付费水平[5]。Moran和McVittie对苏格兰地区居民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基于环境和社会福利目标居民有强烈的支付意愿以收入税的模式参与生态付费[6]。Surender Kumar和Shunsuke Managi使用最优财政转移理论研究了印度当地政府间提供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补偿机制,政府间财政转移将是一个合适的补偿机制以协助地方政府通过内在化溢出效应来提供环境公共物品[7]。Ana Villarroya和Jordi Puig认为,在西班牙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生态补偿标准远低于为避免环境资源净损失所预期的标准[8]。Bedru Babulo Balana等人运用联合分析法对土地拥有者的偏好进行了评估,以提高肯尼亚中部Kapingazi河的流域服务供给[9]。Gert Van Hecken等人对当前当地财政的环境服务支付(PES)的需求方进行了调查,并评估下游用户的意愿支付(WTP),在上游集水区土地拥有者保持流域清洁的情况下改善自来水品质[10]。; 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理论探索性研究为主。一些学者认为,既然生态补偿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为基本原则,因此,将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准确测度视为其核心内容,并以此作为制定生态补偿标准的主要理论依据。其中,张志强、徐中民等人调查了黑河流域居民对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WTP),得出恢复张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效益每年至少在2246.28万元以上[11]。徐大伟等人采用支付卡(PC)方式对郑州居民对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平均支付意愿进行调查和测算,初步估算出郑州地区居民对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总支付意愿值[12];蔡邦成等人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建设一期工程为研究对象,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总成本,提出了由生态服务效益分担生态补偿成本的补偿标准[13]。徐健等人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各主体是否愿意实施相应的措施进行博弈分析之后,得出了各补偿主体的最优纳什均衡策略[14]。李怀恩等人基于模糊数学模型的水资源价值计算方法,测算出南水北调中线陕西水源区的生态补偿量为80.046亿元[15]。段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