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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形成 田玲 生存心态(habitus)一词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关于实践的理论。他以一个人或者团体在所处环境中的地位，及其相应所形成的人或者团体的心理态势来解释这个人或者团体的生活与实践。人或者团体在所处环境的这种相应位置上的心理态势，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被称为生存心态。这种生存心态是人或团体及其过往的心态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在布尔迪厄的这个尝试解释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中，包含四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即生存心态、人或者团体的历史(history)、人或者团体所处的环境[布尔迪厄的理论中被称为场(field)]、以及人或者团体的实践(practice)。这个理论的特色在于，它整合了三类分别从文化心理，历史及环境角度分析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尝试，使它们在有机的互动中完整地解释了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小到个人，大到团体、阶级、民族、国家及社会。这个理论中的前三个因素分别对应于过往解释人类活动三类理论尝试，即文化心理决定论，历史决定论以及环境决定论。 本文作者曾经运用布尔迪厄的这个理论分析和解释北京大学的文化与实践。与布尔迪厄的理论要素相呼应，作者对北京大学文化及实践的研究与分析分别涉及北京大学的历史，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作为北京大学所存在的场）中的地位，以及北京大学的实践（作为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文化的表现）。限于篇幅，本文作者仅就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形成加以阐述，其中涉猎北京大学的历史、北京大学生存心态、以及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作为北京大学所存在的场）中的地位。作者的结论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是北京大学在她的历史中形成的，而北京大学的历史是她在与所处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换句话说，北京大学生存心态是在北京大学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历史中形成的。那末，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究竟是什麽？她是怎样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环境的互动历史中形成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 什麽是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 基于几年对于北京大学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及其史料清理，作者提炼并升华出关于北京大学生存心态的发现。在这个发现中，作者认为，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就是在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这表明“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已成为北京大学作为整体的一种心理态势和内驱力。这种心理态势可以用于解释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可以用于解释北京大学的现在。“在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则揭示出北京大学在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过程中所处的一种场景，一种社会环境，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限制。这种场景及社会条件体现“在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之中”。因为“张力”是指所能承受的拉曳的力量，政府在一个国家所形成的场中是最具力量的一方，北京大学能与政府之间形成张力，的确显示出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这个场中所处的位置。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及其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张力既标明了在与社会中其他力量的对比当中北京大学追求这种最大化的潜在的可能性，也显示了在与政府力量的对比当中北京大学追求这种最大化的现实性限制，即一方面它有政府作强大支持去追求这种最大化，同时要在政府力量牵制下，追求这种最大化。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field）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 人或者团体的生存心态是在其与所处的场的互动中形成的. 对于北京大学而言, 这个场就是它所存在的中国的社会背景. 从北京大学建立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 中国在这一百年中的社会环境不是封闭的, 而是和这一百年中的国际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的. 而国际环境,作为中国存在的一个场, 一方面解释了中国在相应阶段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同时, 作为中国回应国际环境的依据, 也成为北京大学建立及其生存心态形成的原因之一. 因此, 国际社会历史背景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社会背景之一. 其次, 历史中形成的中国文化及其社会心理构成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另一个社会背景. 它决定了以政府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 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 回应自身所处环境的思路和方式. 最后, 在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交互中形成的近代中国历史成为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形成的直接的舞台和场景. 国际社会环境 如果恰如一些学者所言, 北京大学的历史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 那末, 我在此也可以说, 中国近代历史投射了相应阶段世界历史的发展与特征. 国际社会环境, 作为引起中国对其作出回应并因此而建立北京大学, 以及作为中国社会所处的更大的场，我们对它的追溯要早于北京大学的建立. 根据世界历史自身的发展阶段, 我把这种追述的起点放在19世纪的中叶, 英国和法国开始向实行锁国政策的东南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