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财产主体的变迁轨迹及改革取向2行政.docVIP

农村财产主体的变迁轨迹及改革取向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农村财产主体的变迁轨迹及改革取向 二、农村财产主体逆向变迁的意义 农村财产主体的逆向变迁过程是对公有财产实现形式和个人财产存在形式的有益探索，逆向的演变和横向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到，现阶段，划小集体财产主体单位，确立与公有（即集体）财产权对立的农村个人财产权，界定财产边界，其交易费用远远低于单一财产主体的监督管理费用，科斯定理在这里的作用相当明显。农村财产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将受损和受益效应内部化，降低执行约定的合约成本，再造农民人格、人权，淡化农民对村社组织、政府的依附关系，构筑多元化的农村分配体制，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社会化的历史进程。 1、农村财产主体的多元化及个人财产的形成将受损和受益效应内部化，降低了执行约定的合约成本。一是农村财产主体的多元化，重建了个人财产。农村财产主体多元化就是将“大集体”这个模糊的主体裂变为以农户为单位的多个财产主体，使财产得以归位，农民再度拥有了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权。这有助于把私人所有的资源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去，从而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使用。二是农村财产主体的多元化将受益和受损效应内在化。个人财产主体因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经济人”，其决策必定考虑成本——收益。如农民土地承包后，如果放弃耕种将承担比较高的弃地成本，这部分成本不能转嫁给集体，只能由农民个人承担。另外，农民调整种植结构，也会考虑机会成本，等等。这就与“大集体”时收益和损失都由集体承担有着天壤之别，收益和损失都是农民自己的事了。而且当追求财富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即受益和受损内在化时），人们所迸发的热情也就不断高涨。三是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的“经济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经营和使用自己的财产，会自觉不自觉地降低合约成本，必然会推进社会利益的增长。 2、农村财产主体的变迁和多元化促进了农民人格和人权地再造。中国历来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财权和人权偏见观，建国前，农民虽然有个人财产，但是不受法律保护，农民虽然有法律上的自由，但其财产主体地位始终是从属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常常被忽视、被侵蚀。新中国建立初期，允许个人财产和公有财产并存，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对公有制的错误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片面强调社会公正、社会利益，压制个人追求财产的利益机制，限制个人财产，而且进一步把个人财产集中在国家手中，农民再一次失出了成为独立财产主体的机会。没有独立财产的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发言权，也不可能有村社发展的决策权和自己命运的决定权。失出了个人财产的农民只是行政指挥棒的劳动工具，是政策的奴隶，不可能有持久的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打破了财产单一主体的格局，重塑了个人产权，使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有了使用权、经营决策权和部分剩余产品（或收入）的决定权，有了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而非土地的奴仆。这就重建了农民的财产权，再造了独立的人格。 3、农村财产主体的变迁和多元化淡化了农民对乡村社区的依附关系。改革前，财产主体的单一化，使农民被牢牢的束缚在乡村社区。农村财产主体的嬗变使农民自己有了自下而上的生存空间，有了发展、致富的机会。虽然农民与乡村社区仍没有摆脱“唇齿相依”的关系，但是农民与乡村社区的互动关系再不呈完全的正向变动或反向变动。农民的生存和致富与乡村社区的贫弱、综合势力的大小再不完全对称。较贫穷的乡村社区，有较富、较多财产的农民，较富裕乡村社区，也有不少贫穷的农户。因此，随着农民成为财产主体，农民有了自己的意识，有了自己生存空间，大大淡化了农民对乡村社区和政府的依附关系。 4、农村财产主体的变迁和多元化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社会化。在改革以前，农民的就业固化到了大队、生产小队，离开集体，就不能就业，更不能生存，劳动力的流动率几乎为零。因此，单一的财产主体使劳动力资源不能按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管理监督费用远远大于农村劳动力在全国范围配置的流动成本。同时，劳动力不能按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使农村和农民的贫困固化下来。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而改革前的农民连流动的机会都不存在，更谈不上致富。改革后，多元化财产主体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社会化提供了前提条件。一是成为财产主体的农民在减少对乡村社区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上，有了独立的人格，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可以种田、也可以打工，还可以从事其它的工作。而这种独立的劳动力支配权在改革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改革以前，劳动力属于乡村集体，其支配权属于大队和生产小队，其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劳动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