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观研究2行政.docVIP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观研究2行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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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观研究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红学观研究  二、清代后期传统方式的《红楼梦》评点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逐渐开始有些变化,社会各分野慢慢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关注。当时已经有人,如龚自珍,洞悉巨变将临,国亡无日,因此高呼求新求变,希望唤醒世人。求新求变是近代文学最大的口号,近代就这样开始。但在文学领域里,变化仍然很慢,很少。到这个时候,传统方式的评点批评虽然已开始走向衰落,没有产生过文学史上难得的名著。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一般读者非常喜欢看的读物,当时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厚的读者层。因此这些评点批评,仍然在红学史上出现得不少。   (一)王希廉   在近代初期,红学史上最驰名的著作应该是王希廉(生平未详,号护花主人)的评点本。他的评论收录于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行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书名上题“新评”,可能对《三让堂本》等的“批点”而言,意味着全面地重新加以评点。此书中的《红楼梦批序》、《总评》、《分评》等都由王希廉写的,但此书也收录当时其他红学家的评论文章,如涂瀛(读花人)的《人物赞》与《红楼梦问答》,梅阁的评语,黄琮的《大观园图说》等,可以说此评点本是当时一些文人的红学结晶。   王希廉的红学观基本上坚持传统和保守的立场。他认为《红楼梦》虽然属于“小说”一类,但在劝善惩恶,宣扬仁义道德上,并不逊色于“大言炎炎”的经史诸子书。他的这一种态度,在小说正文的评点中也有透露,如第二十三回说:“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他的保守性也可以从当时的钗黛之争中他为薛宝钗辩护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吴克岐的《忏玉楼丛书提要》中虽说他“大致持论和平,于林薛之间,力事调停,遂使尊林者流群起诟之”,但由此反而可以看出他主张偏向于薛宝钗。他曾指责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而认为宝钗却是贾母与元春之外,唯一的“有德有才”之人。   在某些基本态度上,他的确是从教化观点出发把这本小说看成劝善惩恶的作品的,但从全书的分量上考虑,大部分的评语还是针对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而发的。因此在没有全面地整体地分析和探讨王希廉评语之前,一概抹杀它的价值,似乎有点不合理。在王希廉的《护花主人批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说观的一面。小说是描写生活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所以说“小”,但是从这一个小部分也足以反映全体的道理来说,它又并不“小”,正如“以管窥天,管内之天,即管外之天”一样。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艺创作以个别来概括一般以典型来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征。他又从解释“葫芦”一词的含意探讨全书的主题思想,说这部小说是事实上隐去真事和真姓名以假托小说人物,表现出“人生如梦,幻境皆空”的作品。这也可以说王希廉评《红楼梦》时坚持的基本思想。   (二)张新之   张新之(生平未详,号太平闲人)的评点本《妙复轩评石头记》,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但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到了光绪七年(1881)才由孙桐生加以整理在湖南刊行,题曰《绣像石头记红楼梦)。他的红学观散见于《红楼梦读法》和回末总评以及行间夹批中。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来敷衍性理的作品,也是一部宣扬《周易》的道理和儒家教义的书。张新之在他的《读法》中说: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红楼梦卷》第153—154页)   他的观点非常明显,他把这一部《红楼梦》和儒家经典相比拟,认为此书的主要思想根据是盛行一时的王阳明的儒学思想。《大学》里的“明明德”的观念,除了这个《读法》之外,在本文评点中也屡次提到。由于把重点放在修心上,心可以理解为个人意识,在某些评论中,张新之把小说里一些有中心意义的图像,例如宝玉神秘的石头以及其他王器,看做“心”的象征。他说“明明指出‘性’字,隐然演出‘心’字”,”石头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另外张新之还认为通部《红楼梦》,无非是《周易》的道理,他又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张新之的红学观,现在看来,当然有些勉强,缺乏说服力,但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在一定范围之内有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对张新之评点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他的评点是“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的评论”(郭豫适),或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极大的歪曲”(韩进廉)。但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却说应该认真对待张新之评点,要了解当时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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