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关系视域下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变革研究.docVIP

“委托―代理”关系视域下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变革研究 　　摘要：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大学校长遴选包含一个复杂的、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和契约不完备等缺陷，使得大学校长遴选同样面临着“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应声虫现象”等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完善我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需要减少委托代理层级，建立大学校长遴选的民主选择机制;需要提高信息成本，增加校长遴选程序和任职标准的透明度;需要构建 “监督―激励―淘汰”制衡机制，提高大学选帅的科学化水平;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契约效用，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制度。 　　 关键词：委托代理关系;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变革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大学校长实质上是与大学利益相关的各类群体和政府组织遴选出来代为治理大学的法人。因此，大学校长遴选的本质就是委托人如何科学选择最优代理人的过程。鉴于此，对“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内涵、大学校长遴选过程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构进行阐释与分析，或许能对理解当前大学校长遴选机制存在的问题有所启示，为完善和重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提供一种重要的分析思路。 　　一、“委托―代理”理论内涵与应用 　　 作为信息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企业法人治理的核心议题，“委托代理”理论是随着代理人问题的产生而产生的。罗斯（Ross）是最早提出委托人和代理人概念的学者[1]。他认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的利益行使决策，则代理关系随之产生。迈克尔?C?简森（Michael C.Jensen）和威廉?H?麦克林（William H.Meckling）则将“委托―代理”关系看成是一种明显的或隐含的契约关系。他们认为：“一个或一些人作为委托人授权给另一个人或一些人（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些活动，相应地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力，并依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为委托人，被授权者是代理人。”[2]米尔斯文和斯利格利茨进一步指出：“委托―代理关系就是人们交易过程中的合约关系，在这种合约关系下为了使双方的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委托人希望设计一种合约机制授权给代理人从事某种活动，并要求代理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动。”[3]此后，西方众多学者纷纷开始从不同角度探讨“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如威尔逊（Wilson）、莫里斯（Mirrlees） 和格罗斯曼（Grossman） 等，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的“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力的所有者由于知识、信息、能力和精力的原因无法科学有效行使所有权;而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信息资源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被委托的权力。由于所有人员都是追求个人私利的“经济人”，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存在目标函数不一致、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和契约不完备等诸多原因，代理人在机会主义的诱使下有可能因个人私利而做出对委托人不利的行为，两者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应声虫现象”等三个方面。 　　 尽管当前理论界对于“能否把委托代理理论应用到大学研究中的看法并不一致”，反对者认为，“代理理论的适用范围，应当是事实上的所有者或初始委托人与其代理人的关系”[4]，而我国大学产权公有和公益性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是唯一的产权主体，法律上的所有者不具备作为委托人的行为能力，使得它与直接代表它行使所有权的主体之间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虽然公立大学的产权关系给我们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去分析一般的委托代理问题带来了一些困难，但是作为委托人，无论是初始委托人还是事实上的所有者都无关紧要，我们在一个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上随便找一个起点，都不能影响用此理论框架来分析代理关系和代理问题。”[5]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组织和各种合作行为之中，凡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授权行为都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委托―代理”理论也适用于大学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 　　 近年来，国内学者诸如孙天华（2004）、鲁晓泉（2010）、张岩（2011）、林培锦（2012）、孙翠香（2013）、黄彬（2013）等分别将“委托―代理”理论用于分析大学治理结构、大学章程理论依据、校长问责的经济分析、大学组织内部结构权力系统和学术评议利益冲突等，为我们从“委托―代理”视角研究大学校长遴选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大学校长遴选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结构解读与机理分析 　　 （一）结构解读 　　 关于委托代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委托人授权代理人在一定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相应活动、处理有关事物而形成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