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过程中的意象再现.docVIP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英译过程中的意象再现 　　摘 要：诗歌翻译意象为首，译者一方面要与原诗对话，力求实现个人期待视野与原诗历史视野的融合；另一方面要与译文读者对话，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水平以期译文取得最好的接受度。翻译过程究其实质就是两次对话的完整实现。 　　关键词：接受美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意象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74-03 　　李白诗歌英译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此后诸多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诗人、学者都翻译过李白诗歌，如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弗莱彻（William J.B. Fletcher）、小?x薰良（Shigeyoshi Obata）、许渊冲等等。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艺术特点，甚至被认为“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另一个是声律）”[1]。“意象是诗词性质的集中体现，离开意象，诗歌的特性就丧失殆尽”[2]。由于意象具有形象性、非独立性、多义性、文化性、象征性等特点，意象翻译在文学翻译中尤为困难。本文拟选取李白著名的送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5个英译本为个案，从接受美学视角，对翻译过程中的意象再现进行评析。 　　一、接受美学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联邦德国，主要创始人为康士坦茨学派的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接受美学最主要的理论渊源是哲学阐释学和现象学美学，同时也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社会学、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美学、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理论中汲取了营养。 　　与以往文艺文学理论只认同读者对作品的被动接受不同，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在作者-作品-读者关系中，并“不是单纯做出反应的环节，他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3]。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4]。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只是作者所赋予或作品所包含的，而是也包括读者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既定的客观存在，也并非对所有时代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 　　姚斯在哲学阐释学“前结构”“前理解”“偏见”“效果历史”等概念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期待视野”这个概念。期待视野指读者在接受一部作品前由其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一种审美期待。姚斯认为，每个读者都带着已有的期待视野开始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改变或实现这些期待，与文学本文的历史视野达到某种程度的视域融合。文学接受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建立、改变、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伊瑟尔借鉴现象学“图式结构”“具体化”“重建”等理论，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召唤性。伊瑟尔认为，文学本文只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图式化框架，这个框架在各个层次都留有空白和未定性，留待读者去确定、填充，也即具体化。这种留有空白和未定性的图式框架构成了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它们使读者得以“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5]。 　　接受美学因其在文学作品的概念、读者的作用、读者的地位等方面的新见解开拓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审视视角。首先，在哲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之后，译界对翻译活动的本质有了重新认识。“翻译活动不再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6]吕俊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实质上是一种对话的参与”[7]，译者经历的两次视域融合，实际是两次对话，即译者与原文的对话、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对话。其次，与读者地位的提升相应，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重视。再次，接受理论为译文的多样性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译者主体性和译文多样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居于翻译活动主宰地位，可以随心所欲。译者一方面受制于原语文本及其背后的作者，“原文文本对译者有一定的制约性，有被决定了的性质，它不是可以被随意解释的”[8]，另一方面还受制于目的语读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译本的多样性始终被限制于一定范围之内。超过这一范围，翻译便不再称之为翻译。”[9] 　　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意象翻译评析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于玄宗开元十六年，即公元728年（一说作于开元十三年）。该诗是李白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七绝，古往今来，备受推崇，明人陈继儒曾誉之为“送别诗之祖”。诗中意象丰富，黄鹤楼、烟花、扬州、孤帆、远影、碧空、长江等意象共同构成了一幅藏情于景的动态画面。表面看来该诗句句写景，实际却句句抒情，情景交融，引发读者无尽想象，生成诗歌隽永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