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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与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党在自身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两次会议。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极为严重的不成熟的政党，逐步转变为一个具有强烈、鲜明的中国地域性色彩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什么会转变？是怎样转变的？转变之后有什么重要意义？本文将对此做出深刻探讨。 　　关键词：民族化瓦窑堡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上、组织上俄化严重的原因及表现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上、组织上俄化严重的原因 　　中共早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俄化”或者说“共产国际化”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共刚成立不久，各种革命实践经验因为革命实践的未完全展开而认识地不够深刻，并且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影响。再加上早期领导人多有留苏背景，极为推崇甚至绝对迷信苏联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苏俄在十月革命以后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以后，苏俄政府适时终止了对华不平等条约，中国“友俄”、“联俄”、“师俄”发展趋势显著。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甚至不愿与其他政党发生联系。但就从中国共产党政治思想理论转向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在1935年以前是一个“俄化”或者说“共产国际化”色彩相当严重的政党。这一方面源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值年幼时期，正处于自身成长阶段，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对于许多重大决策和路线尤其是革命道路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源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高度集中甚至集权式的领导方式，一种隶属关系非常明显的上下级之间的领导方式。 　　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并于1922年在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党支部。”[1]（p67）加入共产国际条件的第十四条规定：“凡愿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以全力维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2]（p70）第十六条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利。”[3]（p71） 由这些制度和规定可以看出，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被限制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范围之内，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都隶属于共产国际这个最高领导机构之下。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俄化”或者说“共产国际”色彩极为浓厚。中国革命的胜利与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有关，但是她所犯的严重错误也与苏俄，与共产国际有着莫大关系。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早期在思想理论、组织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极为严重和浓厚的“俄化”色彩。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上、组织上俄化严重的表现 　　首先，一度的“莫斯科发号施令”。毛泽东曾经在致电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4]（p57）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危害。这三次错误分别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错误。在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血的代价，犯着相同性质的错误，和当时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是颇有渊源甚至有直接因果联系的。际将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中国以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来指导中国的实际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提出了“不断革命论”等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不切实际的实行，在这些“冒动”中让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代价。李立山的冒险主义也正是由于在不顾及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搬用俄国的革命经验的不良后果。不合实际的错误理论传达和冒险政策的强制执行，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后果就更加严重，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党组织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这也是长征的直接原因。 　　其次，将“接受并强化了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检验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化程度”[3]的一个标准。“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6]（p76-77）刘少奇指出，错误地对待苏联，“如铁托集团所作的那样，乃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