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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伽达默尔主要思想的评述及其对翻译学的影响 　　摘要：解释学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哲学界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的产生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西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其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哲学观点做了简要介绍，并就解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进行分析，找出它对翻译学的贡献以及缺陷，得出可译性的结论以及翻译自由尺度的问题。 　　关键词：解释学：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013-01 　　1.前言 　　解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科学，它起源于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解释学的理论应用到翻译研究中后，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特别是对翻译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解释学和翻译研究之间密切的关系在于两者都特别关注对文学作品的解释[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为翻译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 　　2.解释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伽达默尔的观点 　　解释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圣经解释学，之后发展到罗马法律诠释理论、中世纪释义学和文献学，但这些研究都只停留在经典文献的、研究注释上，强调对文本的忠实理解和对作者本意的追求。直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解释学有了突破性发展，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创建了现代解释学，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理解本身，而非文本上。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法国哲学家利科进一步发展了现代解释学，确立了解释学在哲学中的一席之地。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艺术本文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其意义独立于作者本身，是处于历时性中的解释者对本文意义发现成果的源源不断的叠加，意义是一个生成的过程[2]。作品存在的意义在于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展现人在历史流程中存在的意义。 　　3.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3.1 理解的历史性与主体的创造性。伽达默尔认为，人对文本的理解逃脱不了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理解总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无论是理解的主体还是客体都存活于既定的历史条件中，不能摆脱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3]。译者身处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受到当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生活经验的影响，也就是前理解的影响。 　　最初，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认为历史性以及前理解会影响和阻碍人们对文本正确的理解，应该避免或消除。伽达默尔对此进行了辩驳，他认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为这些本文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他把前理解合法化，并承认它的积极作用。有前理解就会无法避免的存在理解偏见。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这种偏见并不构成理解的障碍或是缺陷，而是实现理解的先决条件。实际上，我们的历史性产生的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我们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4]。译者应在自己的历史范畴内，积极发挥理解上的偏见，搭建起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使得读者能够跨越文本或作者的历史鸿沟。 　　例如与西方译者的弗洛伊德精神大有不同，《汉哈姆雷特》的中国译本基调带有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风靡世界的寒山诗在日本的流行是以禅为要义，而在美国却是因被视为垮掉的一代、嬉皮士的代表而广泛流传。 　　3.2 效果历史与复译。伽达默尔认为，历史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也不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 自在之物，而是认识主体存在与其中，并由主体参与而形成的时间性的情境。理解的主体参与了历史的解释，与文本意义进行互动产生了意义，这个过程既包含了历史的痕迹，又添加了当代的要素，这就是效果历史[5]。 　　基于译者的经验、传统和视域，历史被重新塑造了，同时也在影响当代的效果。艺术作品超越了生成的时代，给不同时代的译者进行解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6]。理解并不是重复某些以往的东西，而是参与一种当前的意义。我们必须在效果历史中理解艺术作品，把历史和当代紧密的联系起来，这就凸显了文本复译的必要。著名小说《飘》被翻译成了25国语言。其中中译本有1940年傅东华的译本、1990年李野光及2002年陈良延的译本。这三位翻译家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翻译风格必定会受到当时文化传统、历史特征的影响，译文基调也不尽相同。流传物的历史生命力在于它一直依赖于新的同化与解释。效果历史证实了文本复译的必要。这也有助于译者借助不同的译本更加深入的了解原著，反过来也促进了对原著的多角度解释与创新。 　　4.哲学解释学在翻译研究实践中的局限 　　如果说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主体和客体的历史性论述对于文本解读和翻译研究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话，由此提出的有关阐释者与文本间关系的假设， 在翻译研究者看来却值得商榷。 　　伽达默尔认为应把阐释者与文本的关系设想成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对话。阐释者不必与作者相认同， 而只是去探究文本关注的问题。这种假设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本意的存在。他还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