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叙事话语文本策略与风格_幻灯.pptVIP

　　　　嵌套　在过去的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如赵树理的小说常运用这种手段，但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是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小故事为大故事叙述发展做说明、补充和交代。 　　　在《极地之侧》里，如果我们只注意“我”的故事，结局就会令人大为失望，因为这是个没有结局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引出另一个故事，即章晖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创作小说，构筑文本的讨论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以“我”出现的人物不过是小说本身的代言人，而小说本身和作为其媒介的语言文字，才是作品发展的内驱力。 　　　　　格非的小说《褐色鸟群》也用了类似的结构形式，先以仿梦的形式。使主人公“我”不断徘徊在记忆深处，它象是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主人公“我”向一个叫做“棋”的女人讲述自己婚姻故事。虽然这个离奇、破碎、零乱故事隐含某些一般情爱小说的因素:邂逅、追逐和死亡。引人注意之处在于这个被断断续续地叙述出来的故事，它不仅支离破碎，而且作者还多次暗示读者他有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在叙述结构上更为特异之处还在于，小说中的故事不是由“我”单独“编造”的，而是“我”和听者“棋”俩人共同完成的，也就是说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者的“我”面对着“棋”的期待，才有可能讲述这个故事，故事的发展显然要受到“棋”的影响。身份不明的“棋”并不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事 实”，而是主动地“期特”一个故事，结果她的期待影响了故事的发展。 第四节　文本与文本间的互文化  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克莉斯蒂娃把这种关系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她说：“每一个文本都是作为一个引文的镶嵌（mosaic）建构起来的，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这种互文性的含意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无数文本的回声，在这个由无数文本织成的巨大网络中，各个文本之间既相互引发、相互派生、又相互指涉、相互呼应。这种互文性构成了个别文本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当代批评家哈罗德·布卢姆甚至声言：“没有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为这种互文性提从了一个形象的写照，在这座图书馆里，要找到甲书，必须先找到乙方，而是找到乙书又必须先找到丙 [1] 参见汉斯·伯顿斯、多维·福克玛《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第250页。 　　　　这种“互文性”构成了许多后现代主义文本策略的理论基础，这些策略包括摹仿（imitation）、引征（quotation），拼贴（pastiche）、戏仿（parody）、滑稽（burlesque）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戏仿。戏仿，希腊文原意是“摹仿的歌者”。 　　在先锋小说家中间，运用“ 戏拟 ”这种方式最受注目的是余华，他的《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以及《古典爱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 　　　《鲜血梅花》是对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颠覆。小说讲述阮海阔为父亲报仇的故事。为父报仇本应是侠客最庄严的行为动机，但是阮海阔的心中却无法点燃对仇人的恨。他长年仆仆于道，追寻武林黑道仇家，完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在多年流浪之后，他发觉这种生活很对他的口味，以致于数次不知不觉地延迟他的报复。有复仇而没有仇恨，是武林的复仇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斗打撕杀。小说的最后，阮海阔却意外地发现，他在无意之中把两个仇家置于死地，而他却因此而伤心地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 　　第五节　陌生化的语言创新（文体学） 一、物的风景 从叙述客体看,先锋小说受法国“新小说”影响明显 　　罗伯·格里耶强调“物化”。 　　作品中的“物化”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作品的“物化”,即不厌其烦地辨析和罗列物的样态;二是人的“物化”,即人的“道具化”。 　　　 　　　在第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在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1985-1989年的作品中,看到这种对“物”的单纯性的彰显,找到他们接近物象的语言形式;在第二层意义上,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小说未来的主人公将只是在‘那里’,而那些解释将流落‘彼地’,在主人公无可否认的存在面前,它们将显得无用、多余、甚至不诚实”。(柳鸣九,1986:64)人物不再成为本文的中心。 　余华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小说应该展现的是欲望，他说:“我并不认为人物在作品中享有的地位比河流、阳光、树叶、街道和房屋来得重要。我认为人物和河流、阳光等一样，在作品中都只是道具而已。??人物与河流、阳光、街道、房屋等道具在作品中组合一体又互相作用，从而展现出完整的欲望.。” （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随笔选》）. 　　人的“物化”描写。 　　　那张破床咬咬嘎嘎地响着，女人的身体像盛在杯中的水一样晃荡着.(格非青 黄 ) 　　　女人像一滩墨渍一样在反射出酒店暗绿色灯光的地上.她软软腰肢扭动了一 下 双 手撑着地西，浑身的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