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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女性的创作出版活动与意识觉醒 　　摘要：本文回溯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知识女性的创作出版活动，探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知识女性的创作出版活动与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关系，以及在自我实现的创作出版过程中遭遇的性别困境和迷茫。 　　关键词：知识女性；生存状态；创作出版；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2-0066-02 　　知识女性是受过中等专业以上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广博的科学知识以及强烈自我价值实现意识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赋予她们不同的社会角色。知识女性的命运、生存和发展状态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社会文明的进程。在传统社会，知识女性的角色是同其他女性一样担任着单一的家庭角色；近代以来，广大知识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她们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试图探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如何利用创作出版活动，调整自己的角色，寻找和追求理想的角色认同。 　　一、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创作活动 　　五四前后，“受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是对前现代中国妇女生存状况一种本质化的认识，这种认识最终成为至今仍少有人质疑的历史“真理”。这种铁板一块的五四妇女史观显然忽略了社会及社会群体或个人的多元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彦颐以社会性别为研究点，通过明末清初的女性诗词、日记以及书信等，关注明末清初江南上层受教育女性在家庭以及当时社会中生活及生存状态，她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新的向度。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尽管儒家的“三从四德”观念仍占据主导思想，但是在男性文人的弹性调适下，使得上层受过教育的一些知识女性开始享有文学创作的特权，享受着儒教缝隙里难得的自由空气。 　　伴随着17世纪江南一带出版、坊刻的出现，以及出版活动的繁荣，知识女性逐渐成为读者和作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教育和阅读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唤醒有着特殊的作用。江南富庶的家族非常重视对族内女性的教育，期望女子有才、有技、有智，为日后的持家育子提供必要的智力储备；文人学士则期望自己的妻女、爱妾甚至与之来往的青楼女子能够成为他们的翰墨知音。通过教育获得的阅读能力为这些女性打开了一扇闺阁之外的窗门，以《牡丹亭》为阅读中心，出现了许多张扬真性情、陶醉于人伦之乐的“情迷”，其中女性读者居多。与其他忽视女性精神世界的作品相比，《牡丹亭》真诚关注杜丽娘幽闭绝望的生存状态，更关注她对此做出的积极反应。这种罕见、细腻、深刻的女性视角深深打动了女性读者，使她们对杜丽娘表现出极大的认同感。现实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幽暗闭塞的知识女性读之醉之、参念己身、痴心向往。 　　明清时期，文学品种已经非常丰富了，不只限于诗词文赋，知识女性中涌现出了小说家、散曲作家、弹词作家以及戏剧作家。在那个时代，未嫁女子所能接触的空间和范围是有限的。尽管生活清静无忧，父母关爱有加，这些寂寂深院中的少女除却对诗书琴画等艺术的热爱，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太多憧憬和热情。阅读和创作是一种能将她们从幽闭空间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她们中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但由于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家庭之内，才情的高涨反倒让她们对生活的局限和残缺更加敏感。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才能也即是需要，才能或器官不用，就会变成疾病的中心，或是衰退，从而使人削弱。”沈宜修与三位女儿的生活幽闭、压抑，对命运与婚姻不可控性及对浪漫姻缘的向往导致她们的早慧与早亡。虽然家境优越，却无法使她们得到真实的安全感，她们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忧郁。杜丽娘和小青故事的持续感染力，表明女性对其在家庭和社会中恰当位置的忧虑。随着成长与婚期的临近，叶小鸾对自身价值的实现愈发焦虑和急迫，夫家的催婚更是直接导致了她的夭亡。这些少女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闲适幽静，实际上却弥漫着无端的哀怨与绝望。 　　明清江南才女们的创作活动虽然丰富但却是谨慎的，她们通过男性话语给予的宽松空间，小心而微妙地冲破传统的束缚，通过文学创作向外界展示了一群积极自由的女性形象。然而，这些女性毕竟生活在一个以父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生活在以男性眼光为标准的社会当中，其创作出版的自由程度相当有限。尽管剥开的那几片花瓣拂着微风摇曳着一丝婀娜，但其核心依然是坚不可摧的。 　　二、创作出版活动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近代社会转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作为一个处于优势的成年文明遭遇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甚至入侵，屡次交锋的挫败后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势和先进，并一步步对外开放。一百多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经历了多次维新和变革，传统社会意识受到一次次猛烈的冲击和涤荡。与之相伴，中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和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