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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代性构建 　　摘 要 构建和完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一项战略决策。学制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呈现形式，也曾经历百余年的演变。职业教育体系中目前存在着中高职衔接不顺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缺乏沟通、职业培训功能发挥有待增强等根本问题。借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2011）》，构建一个开放、融通、多元，“纵向上不同层次教育相互衔接，横向上不同类别教育相互沟通”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关键词 职业教育体系；现代性；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学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0-0008-07 　　自20世纪90年代起，构建和完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大决策，开始逐步纳入到国家教育改革的战略布局范畴，成为职业教育制度顶层设计的核心工作。199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明确了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建立从初级到高级，包括“初职、中职、高职”等不同阶段，层次清晰的职业学校教育体系，二是同等程度发展非学校形式的社会职业培训，三是重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与融合协调。三项内容构成职业教育体系的总体框架和内容，且相互之间要实现衔接紧密，沟通顺畅，显现出职业教育所具有的一种显著的“跨界”特征[1]。 　　时至今日，我国在职业院校数量和受教育人数方面都已取得快速增长，职普发展规模基本实现均衡，大体形成了由初等职业教育（职业初中54所）、中等职业教育（职高、中专、技校合计13093所）、高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院校1280所）三个层次构成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体系[2]。但《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职业教育体系的法制目标并没有完全得到有效执行，三项内容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表现在职业培训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在一个层面上，职业教育不仅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缺乏联系，而且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纵向之间也存在明显“壁垒”，这些问题造成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僵化，固步自封，严重影响了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职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职业教育法》颁布至今已20年，对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了不得不去慎重考虑的境地。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确定“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再次明确了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是形成“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纵向体系架构，加强“职―普”教育之间横向沟通，以及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与社会化职业培训之间实现相互对应衔接。这些国字号重要文件的发布，对于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寻求突破与重构，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契机。 　　一、我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现代化挑战 　　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及各种形式教育相互联系、相互衔接而构成的整体[3]。学制为学校制度之简称，是学校类型及体系的架构，“系指被社会认可的教育机构组成一个具有相互关系、上下衔接、左右联贯的体系”[4]。学制说明了各类教育的基本构成情况，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织形式，教育体系还应包括各类教育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学制的变化总体上反映了教育体系的演变过程，而职业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探索也是伴随着学制演变而逐步发展而来的。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并不晚，最早可追溯至“洋务运动”高等实业学堂的创立，尤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66年）的设立为职业教育发端，从1902年“壬寅?癸卯”第一部正式学制始，先后经历“壬子?癸丑（1912-1913年）”学制、“壬戌（1922年）”学制，以及建国后（1951年）学制等多次反复与调整，职业教育体系在我国的演进历史已有百余年。 　　（一）从学制看职业教育体系的演变 　　1.“壬寅?癸卯”学制 　　清政府以法令形式颁布“壬寅?癸卯（1902，1904年）”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类，确立了实业教育的地位，实业教育正式登上中国近代教育的舞台，表明教育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奏定学堂章程》中将实业教育分为农、工、商三类，纵向上各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与高等小学堂并行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并行有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有高等农工商业学堂，与普通教育基本实现并列设置，自成体系，初步形成了职业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层次框架，实现了传统教育向现代化教育的转轨。之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