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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退出，为何千呼万唤难出来 　　长期以来，义务教育缺少教师退出机制，加之即使有了还涉及机制本身面临的诸如谁来执行、如何执行，以及保障跟不上等难题，从而使得教师退出机制的出炉面临重重难关。 　　科学退出机制是必需 　　2006年3月27日下午，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预计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44.8万人中，分布在农村公办中小学的大约有30万人，占农村公办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9%。 　　至今近10年后，据教育部数据，目前全国仍有代课人员20余万人，由于代课人员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国家并没有清退的年限。教育部只是严格禁止聘用新的代课人员。 　　除对“清退”一词感到有点冷漠外，实际上，公众对代课教师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政策本身并无太大异议，所争议的只是具体做法以及退出后的如何给以保障上。毕竟，按照教育部一位负责人的话说――“长期使用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损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长期低薪使用具备教师资格的代课人员，合格的人员进入不了正式教师队伍当中去，对于这些人也是极不公平的”。问题是：政府部门这一做法是否就解决了根本问题，又如何保障客观公正？ 　　曾有学者质疑说：既然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学生的合法权益，也注意招聘教师的公平公正，那么，在制订出清退代课教师这一政策之前，又有多少是征求了代课教师以及学生及学生家长的意见了呢？清退之后又有哪些跟进的保障措施呢？更何况，代课教师的产生并非完全因为缺编（教育部曾三令五申不得有编不补就是证明），很多地方之所以有编不补，以及有编再补代课教师，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教育投入不足――地方政府不愿意支付全额工资，而是想把代课教师作为廉价劳动力，节省教育投入。这些质疑发人深省。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认为，即使是不合格的教师，也不应由教育行政部门（至少不应仅仅由行政部门）决定，而应由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说了算。这实际上牵涉到退出机制的主体――谁说了算的问题。 　　事实证明，教师退出机制的缺乏直接损害的是被清退教师的利益。2009年11月底，海南省万宁市政府及市烈士陵园墓前聚集了数百名教师。事件源于该市教育局之前印发的一纸通知。原来，作为海南省教育厅指定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试点市，万宁市决定从当年起，连续5年每年举行一次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专业基本能力测试。测试以合格专业基本能力为定位，考试结果将被分为A、 B、C三个等级，列为C等级的教师一年内转岗或离岗培训，经测试合格者（A、B级）可重新安排教师岗位。 　　方案一公布，很多教师意见纷纷。当地一位教师说，这份方案等于给教师贴上了等级标签。而且，对C等教师“转岗”与“离岗培训”界定也不清晰，保障也不明确。 　　事件发生后，万宁市教有局不得不下发补充通知，对方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方案将教师A、B、C三个等级的比例进行了调整，并对各等级教师做出细化规定：其中，测试等级为A级的教师可以正常教学；B级的教师除坚持正常教学外，还需参加教师例行的培训学习，并每年增加一至两个月的专项培训；测试等级为C级者，教师身份不变、职称不变、工资不变，不影响教龄计算和正常的工资晋升，教师可自愿选择从事本校非教学岗位工作，也可选择由教育局安排参加脱产培训。若参加下―轮基本能力测试达到B等级以上者（含B等级），将重新安排教学工作。 　　由此可见，仅有出发点好是不行的，好的政策还需要好的机制去保证才能落实到位。在教师整体队伍建设急需提升的时代，建立科学的教师退出机制不仅可能，而且必须。 　　农村教育主要是投入不足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教育的不均衡化发展，城市和农村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诸如师资水平、师生参与管理的民主意识等方面上的差距，导致了教师退出机制的建设在城乡既有交叉点，又面临有不同的挑战。 　　问题有四：一是农村教职工基本编制标准偏低。当前，城乡教职工基本编制标准不统一，小学、初中教职工和学生比例基本编制标准，农村分别是1∶23、1∶18，城市分别是1∶19、1∶13.5，农村低于城市。而农村学校由于相对分散、寄宿学生增加等原因，恰恰需要多配备教师。二是农村教师培训经费严重不足，培训没有基本保障。农村学校教师培训经费一般只占公用经费的5%，有的甚至更低。长期缺乏系统培训的农村教师，无法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一些农村学校教师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不合理，年龄老化与年轻教师缺乏现象普遍，外语、信息技术、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的教师紧缺。三是农村教师补充退出机制不健全。目前，一些不合格人员占据着教师岗位，缺乏正常的退出渠道，无法腾出编制补充年轻、优秀教师。如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一些农村学校五六年没有录用新教师。四是一些地方还存在不少代课人员。由于有些边远、艰苦地区派不进公办教师，聘用代课人员费用较低，因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