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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坚实 唐宏大 宋稳定 　　辽国的政府结构是两元的：契丹人的贵族，和其他归附契丹的游牧族群，占有偏北的牧地;本来属于中国的偏南地区，汉人居住在都市和村落，以农业和商业谋生。因此，辽国的统治体制，分为南北两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汉人。而且，有些汉人居住城镇，划为某些贵族的领地;例如皇后、皇子、皇亲，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养他们的日常生活。国家是一个战斗体，胡人是服兵役的主体，汉人不过是附属的差役;军中胡、汉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两级制，当然引起北方地区汉人极度的不安与不满。偏近南北边界的一些汉人，组织为地方性的武力，据地自保。他们有些是民间自卫组织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边防部队的延续。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占领北方时，还有若干地方军阀，以“汉军元帅”的身份，保持半独立的地位。 　　 西夏相比于辽国，国小人少，正因为如此，居于统治地位的胡人，和他们国内的汉人居民，其社会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内部族群的不平等，较之辽国情形，更为严重。如此族群分歧，终于孕育了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 　　 韩愈重新确认华夷之辨 　　一方面，北方的汉人，发展了族群意识;宋人立国的尴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汉之间的差别。大唐开阔的胸襟，本来是远悦近徕，来者不拒。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胡汉之间，并没有严重的阶级差别。唐代接纳各种外来的思想和信仰，如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国的原有道教、儒家并存。中国并不需要特别标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这些外来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当自由地混合、重组，构成新的体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华化，东土佛教实际上已经不同于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于南传和中亚的佛教。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长期混乱，各种胡人以中原为战场，夺取中国的子女、金帛，丧乱屈辱之余，汉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价值。韩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后，提出对中国文化的反省。从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并没有出现出色的成绩。韩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传承，将儒家的终极关怀之处，归结为一个“道”字，其内容则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站在儒家的立场，韩愈高举排除外来文化的旗帜，将佛教等外来宗教，当作夷狄的文化，主张重新确认华夷之辨、内外之分。 　　 儒家思想的结晶化 　　唐代晚期，种下的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时终于开花结果，引发了对于儒家理论新的阐释。宋学一脉，代替了汉代以下的儒学传统。宋学的起始，在初期，也是从宇宙论和知识论下手，其中采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却是逐渐走向“内圣”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济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论和知识论。北宋理学派别众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们之间，兼容、综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经过靖康之变，国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南宋学者，痛定思痛，开始注意到人间的秩序。朱子之学，特别注意人间的伦理，将一切人事都放在伦常的规范之内。朱子在世时，朱学并没有成为显学，可是随着时代的需要，朱学很快就成为儒家的正统。 　　 两宋学者组织的儒学，可以说是汉代以来，规模宏大、海纳百川的文化传承在此时结晶成的一套严整的思想体系。结晶化，正如碳结晶为钻石，坚实无比，可是从此失去弹性。儒家经过两宋的锤炼，使中国文化思想成分，有一个明显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从此拘束中国文化，失去了吸收外来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学化，既有其时代的需要，也有其长久的影响，是功？是过？将是我们不断辩论的课题。 　　 宋代家族的形成 　　与儒学发展相并行的，则是宋代儒生的社会地位。宋开国以来，压低过去武人的社会地位，重文轻武，将政府中的职位，全由文人担任。开国以后不久，这些文职人员，大多经由科举出身。唐代的科举，制度松懈，关说、援引，乃是常事，其实并不认真考核举子学问和能力。宋代的科举制度，则是非常严密的规划。不仅确定了如何考核举子对经典的理解，也有许多防止作弊的措施。在这种考试制度下，记诵而不是发挥，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经过考试的磨炼，学生们往往失去了自动自发的学习精神。宋代科举出身的官员，在政府中有相当的保障，一登龙门，名利双收，对于儒生当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方式，经过几代的发展，就会孕育一个读书人的社群，在社会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既然考试的知识范围是根据当时官方认定的理论，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当然也就受这一套理论的熏染，难以有自己的意见。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儒家经学有一定的解释，只要“新政”存在，这一套官订的学问，就约束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学”的权威，并没有维持很久。但是，儒学本身的权威，却是从此成为中国思想不可撼动的力量。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想将儒学定于一尊。那一个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是灾害大于贡献的。